华夏文明，根在河洛。25日至26日，第十八届河洛文化研讨会在洛举行，来自海峡两岸暨香港地区的近200名河洛文化研究者和相关领域代表围绕“河洛文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主题展开深入交流和研讨，让我们跟随这些专家学者一同寻根河洛。

伊洛河与泾渭河流域诞生了中国的“两河文明”

——访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张新斌

“诞生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两河文明’，是西亚最早形成的文明。同样，我们中国也有属于自己的‘两河流域’和‘两河文明’。”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张新斌说。

张新斌认为，从国家政治中心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两河文明”诞生于黄河的几处支流——伊洛河和泾渭河流域。

以伊洛河流域为例，历史上先后有夏、商、东周、东汉等多个朝代在此建都，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东周王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一字排开，是河洛大地上最具价值的宝贵文化遗产。

在泾渭河流域，也有以宝鸡周原为代表的西周文化富集区，以秦都咸阳为代表的秦文化核心区，以汉长安城为代表的汉文化核心区，以唐长安城为代表的隋唐文化核心区，形成了成熟的都城文明。

“但伊洛河流域与泾渭河流域相比，在文化方面的优势更加明显。”张新斌说，中华文化最早的源头就是《周易》所记载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此外，西周时，周公在成周制定了较为完备的礼乐制度，形成了“敬德保民”的思想理念。东周时，孔子周游列国，专门“入周问礼”，因受启发进一步完善了儒家的思想体系……这些思想，构成了河洛文化的根基，也构成了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的思想基础。

河洛文化是一种根文化

——访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李纪祥

“我最喜欢的一张照片就是在洛水旁拍的。”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李纪祥说，洛阳历史厚重、文化璀璨，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是一种根文化。

河洛是黄河与洛水的并称，周初时周公营建洛邑，这就是洛阳的起源。所谓河洛地区，就是黄河与洛水相交汇的这片广大的地域。

周公制礼作乐，迄今仍为中华文化祭祖敬天持家之本；孔子尊周公，述五经，创立儒家学说，汉唐盛世皆以周孔并称；孔子曾自曲阜前往洛阳，入周问礼于老子；东汉明帝时印度佛学东传，白马寺被称为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东汉光武以降，历魏、晋，皆立国建都于洛阳，班固还创作出著名的《东都赋》， 收在《昭明文选》卷首，是咏颂洛京之大文章。

西晋末年，河洛百姓大批南迁，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原人大规模南迁浪潮。随着后续的几次南迁，河洛文化也逐渐向南移动，形成了南方各地客家人，闽南、闽北人等族群文化特色。客家文化、闽台文化，甚至东南亚的华人文化等，都与河洛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是研究宋明理学与华夏经学的，程颢、程颐正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人。”李纪祥说，从北宋开始到元明清，甚至到今天，理学所继承的孔孟学说思想，深深影响着每一代人，融入百姓日常生活之中，所以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四书》虽由南宋闽学朱子编著而成，但其根源是北宋二程之洛学。

“做学问也要寻根溯源，我既然治学从洛学而入，不只是要翻阅古人书，更要访洛阳地，浸润在理学发源地，多多感受这里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底蕴。”李纪祥说。

洛学南传 道衍九州

——访福建省闽学研究会理事戎章榕

“我来自福建，这是第二次来洛阳，感觉熟悉而亲切。”福建省闽学研究会理事戎章榕说，洛阳和福建距离遥远，但文化相连，正如《抱朴子·博喻》所言，“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洛学是由北宋大儒程颢、程颐共同开创的理学学派，因其长期在洛阳居住并讲学，故而得名。闽学是以朱熹为核心包括其门人在内的南宋朱子学派，包括其后对朱子学的继承和发展。不论是洛学还是闽学，作为一个独特的学术思想流派，都是相对于宋明理学中其他地域学派而言的，二者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洛阳是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彼时洛河码头上常常会收到一种来自南方的货物——茶。北方和中原本不产茶，但自唐玄宗后，饮茶成为一种风尚。福建武夷山有着悠久的茶叶生产历史，武夷岩茶等更是闻名遐迩。一片小小的茶叶承载着两地间的经济文化商贸往来。

到了明清时期，随着万里茶道的兴起，来自武夷山的茶叶水陆兼程，经由洛阳这个重要节点，被运送至中亚和欧洲。

武夷山不仅产茶，还是闽学的高地。朱熹14岁丧父，随母定居武夷山，除“仕宦九载，立朝四十六天”外，半个世纪都在武夷山度过。朱熹在创立闽学的过程中，程颢、程颐的思想深深影响了他，正是朱熹继承、发展了“程朱理学”。

研讨会结束后，戎章榕特地走访了位于伊川县的二程文化园，寻根溯源，慎终追远。

“闽学以地域为基点突显了洛学，洛学超越地域概念涵养了闽学，二者与河洛文化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戎章榕说。

大力弘扬河洛文化中的忠信之道

——访香港孝道文化联合会主席潘树仁

“河洛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这里曾是夏、商、周等朝代的政治中心，也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香港孝道文化联合会主席潘树仁认为，儒家文化中的忠信之道，不仅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还具有深远的时代价值，是我们宝贵的文化财富。

孔子曰：“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意思是儒者把忠信当作甲胄，把礼义当作盾牌。“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忠信都是每个人立身处世的基础。”潘树仁说，对于个人来讲，在家要忠于妻子、孝敬父母，在外要忠于朋友，在单位要恪守职责。有了忠信，各种关系才能够更加稳定和谐。

忠信之道在治国理政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忠经》中写道：“夫忠，兴于身，著于家，成于国，其行一焉。是故一于其身，忠之始也。”其含义是指，忠的精神和行动是在个人身上形成的，它表现于家庭伦理中的孝慈，而完成于献身国家事业。潘树仁表示，加强爱国教育、弘扬爱国精神，其核心就是要培养每个人的忠信思想，“人人忠义诚信，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无论是为人处世，还是为政治国，忠信之道始终发挥着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潘树仁说，我们要大力弘扬河洛文化中的忠信之道，进一步深刻领会忠信之道的丰富内涵，使忠信在新的时代发挥更大的作用，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推动河洛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

——访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杨海中

“洛阳作为十三朝古都，既是‘河图洛书’传说的产生地，也是历史上多个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更是当前河南省河洛文化研究最具实力的城市。”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杨海中说，当代规模性的河洛文化研究始于1989年的洛阳。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河洛文化研究在学理、内容、形态及学术积累、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立足当前，应持续深化河洛文化研究。

河洛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和主干，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在杨海中看来，深化河洛文化研究，应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守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成立的初衷，促进河洛文化在更大范围内展开研究，推动河洛文化日益成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增进中华儿女大团结的桥梁纽带。

河洛文化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地域文化研究，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客家文化，客家人遍布全球，因而要推进河洛文化深入发展，必须有全局观念和整体意识，重视多方联动。

此外，还应做好河洛文化研究议题的顶层设计，准确认识和把握河洛文化的内涵，把其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去。坚持守正创新，调动各方面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凝聚合力中推动河洛文化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洛报融媒记者 郭飞飞 赵晨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