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丁亥观书杂记》里面，周景良用很大篇幅讲《智永千字文》，其实很多是受周珏良先生的指导。珏良一直到最后都在练字，每天都坚持。周景良站在旁边看，钰良就跟他讲，隶书应该怎么写，笔应该怎么下。《智永千字文》是怎么回事，笔是怎么铺开的，钰良当场表演给景良看，这一套东西他说得最清楚，所以景良能说得很具体。实际上，景良的父亲，还有他的好朋友劳笃文先生，包括景良的四叔周季木，他们这个圈子的共识是：如果你要学“二王”，《智永千字文》就是正宗的“二王”笔法。但是书法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技术，刚刚我说的全是技术；另一个，是整体的艺术形象。这个形象是怎么达到的？

拿郑板桥来说，他的字肯定是堆出来的。“二王”的厉害之处在于，能控制住笔，绝大多数人写毛笔字是描出来的，这种字往往没精神。

景良十四五岁时，钰良从云南回来，给他讲书法，讲外文、古书的情况；“文化大革命”时，景良常常晚上骑车到钰良家聊天，到十一二点才回家。

景良与珏良有很多可聊的，聊古董，聊书法，聊对一些书的看法。比如杨度的弟弟杨钧有本小册子（《草堂之灵》，岳麓书社1985年版），他们俩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懂书法的。他们两人心是相通的，一谈便合，便能了解、会意。就那本书而言，杨钧是能说出问题的。不是一说书法就云山雾罩地讲什么神韵那种，像乾隆评王羲之，说什么“龙跳天门，虎卧凤阁”，这几个字他题得还可以，但评论艺术形象这么说，那就太虚了。一直到珏良去世，他们都是这样聊天。有时候星期天景良迟到一点，钰良就打电话过来，问他今天有没有空。所以他文章很少，一良就批评他这一点，大概是在《钻石婚杂忆》里面说的吧，大意是说不够努力。

珏良不是勤勤恳恳一篇又一篇地写文章的那种人，他整个生活是文人式的，写字不能给他提职称，也不能算课题，但他每天花很多时间写字。他写文章总是水到渠成的，人家对他的文章也很赞赏。说他懒，他也懒，他从不给自己定任务。

景良老跟一良说，他照着《唐诗三百首》的样子，写一写英诗。他答是答应了，老不写。最后《英语学习》杂志约他每期写一篇，他才写了几篇。他的几个同学当中，王佐良跟他最熟，那时他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主任，他也承认，珏良对诗是敏感的，有诗人的感觉，中国的诗、英国的诗他都精通，这样的人很难得。所以珏良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精品，他是文思冒出来了才写，有点自然流露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