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冠南渡，语出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史通》。该文指出，西晋末年，天下大乱，中原士族相随南逃，中原文明和中原政权南迁。这是中原政权和文明首次南迁，由西晋京师洛阳南渡至以建康(今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衣冠南渡后，客家人逐步形成。客家人，又称为客家民系，是一个具有显著特征的汉族民系，也是汉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阔、影响最深远的民系之一。西晋洛阳城，就是衣冠南渡的“零地标”。
1 物流仓府洛阳城
东汉末年，洛阳城被董卓焚毁。曹操统一北方后，在洛阳进行屯田，并着手重建洛阳城。曹操去世时，洛阳城已得到部分恢复，建始殿等一批宫殿已经建成。曹魏定都洛阳后，进行了3次大规模营建。洛阳城重现汉京旧貌。到西晋时期，皇室贵族又争相斗富，在城内外修建了大批宫囿园林，出现了物流仓府的繁华局面。
魏晋洛阳城是对东汉洛阳城的恢复，城门仍为12个。据《晋书·地理志》《洛阳伽蓝记》所载，魏晋洛阳城东西7里，南北9里。宫城是在汉南北宫废墟上重建的。洛阳城西北隅有华林园、金墉城。城外有七观，曰宣阳、千秋、鸿池、泉城、扬威、石楼等。城南门外，建立了太学、辟雍等。
洛水之上有浮桥。南北两岸有华表，高20丈，上有凤凰，似欲冲天之状。城北黄河之上，建有河桥，北有河阳城，南有孟津关。这座河桥，建于西晋泰始十年(公元274年)，这是第一座黄河大桥。
曹魏灭蜀，及西晋灭吴后，国家实现统一。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年间，京师洛阳经济达到鼎盛。《晋书·食货志》称洛阳城“物流仓府，宫闱增饰，服玩相辉”。《晋书·宣帝纪》也称“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晋书·食货志》曰：“太康年间既平孙皓，纳百万而罄三吴之资，接千年而总西蜀之用。”说明财富、人口集中于京师，遂促成都市商品货币经济之发达。
干宝《晋纪·总论》言：“太康之中，牛马被野，行旅草舍，外阁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资于道路，故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称未洽，未足以明吏守法，民乐其生，百代之一时也。”富足如此，皇室公卿更是屯集财货，夸富比美。
2 西晋洛阳城沦陷
公元290年，晋武帝死，葬峻陵。西晋皇陵区在今偃师区南蔡庄一带。太子司马衷继位，是为晋惠帝，他天生是一个榆木疙瘩，是历史上有名的白痴皇帝。但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女人，善于玩弄权术，游戏人生，把朝政视如儿戏，导致了宫廷危机和八王之乱。
光熙元年(公元306年) 十一月，东海王司马越毒死晋惠帝，立晋武帝第二十五子司马炽为帝，是为晋怀帝。次年，改元永嘉。
这个时期，匈奴等各族贵族纷纷起兵。永嘉元年(公元307年)，晋将朱诞叛降匈奴贵族刘渊(已建汉国)，进攻洛阳。刘渊遣刘聪率精骑5万渡过黄河，击败晋军，形成对洛阳包围之势，司马越出奇兵杀败汉军。
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司马越带10余万部从东讨汉将石勒，中途病死。石勒乘机进兵，晋军大败，石勒率部杀王公士庶兵卒10余万人。与此同时，汉将刘曜围攻洛阳，晋军12败，死者3万人。汉军攻陷平昌门，焚烧东阳门、宜阳门和官署府寺。晋怀帝在洛水备船积粮准备逃走，结果被汉军焚尽。汉军入洛阳，焚烧宫室，淫辱后妃，杀王公士人3万余名。晋怀帝被俘，成了刘曜的玩偶。两年后，晋怀帝被弑于平阳。
晋怀帝死，晋愍帝司马邺于建兴元年(公元313年)继位于长安，他是司马炎的孙子。晋愍帝困守长安2年，兵连祸结，人相食，无奈投降刘曜。公元316年，刘曜弑晋愍帝于平阳，西晋灭亡。
3 衣冠南渡至江东
“衣冠南渡”一词出自刘知几的《史通》：“异哉，晋氏之有天下也！自洛阳荡覆，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存桑梓。”“衣冠”本指衣服帽子等用以遮体之物，古代“士”以上阶层的人能戴冠，因此衣冠就特指“士”以上阶层的服饰。魏晋时期，朝廷官员及文人雅士多以“峨冠博带”（高帽阔衣）为装束，以突显自己的学识与地位。因此，“衣冠”一词也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用以代称中原政权和中原文明。所以，衣冠南渡就指中原政权和中原文明的大规模南迁，这样的迁徙，多发生于北方游牧民族入侵或国家政权动乱之际。
永嘉之乱时，中原汉人衣冠南渡的领袖是司马睿。司马睿，司马懿曾孙、司马炎从子，公元276年生于洛阳，幼入洛阳太学读书，290年袭封琅邪王。晋怀帝即位后，司马睿被封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镇守江东。永嘉元年九月，司马睿带10余万民众，渡江南下，到达建康，拉开了衣冠南渡的序幕。
随着中原战乱的继续，大量北方士族衣冠南渡，在王导号召下共同支持司马睿，使得江南诸州次第归附，政权得以偏安。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
北方人民与士族大量南迁，多相聚而居，保持原籍贯。自大兴三年（公元320年）在建康侨立怀德县开始，司马睿在辖地内用北方地名设立侨州、侨郡、侨县，安置北方士族。侨州、侨郡、侨县的设立，促进了客家民系的形成。
西晋洛阳城，作为衣冠南渡的起点，留下了大量文物遗址。该城作为汉魏洛阳故城的内城，已与整个故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辟雍碑是民国时期在汉魏洛阳故城的辟雍遗址上发现的西晋巨碑，通高3.22米，上书“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后来碑身、碑座合而为一，成为一件完整的文物，在中国文化教育史、书法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