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月，丹桂飘香，在唐代诗人李贺故里的汉山脚下，连昌河畔，逾百名文人墨客，相聚三乡镇后院村刘竹庵先生故居，举行一场隆重的“昌谷碑会”。

我和刘竹庵先生是忘年交，当年常常向他求教。先生饱读诗书、文采斐然，离休后，笔耕不辍，作品屡见报端；他的书法自成一体，十里八村，人们布置新居，常常向他求字，装点厅堂。早年，一学者考察李贺故里，向村人问及李贺，却闹出“李贺是谁家娃子”的笑话。李贺故里人不知李贺，让陪同的先生十分惊诧，随即建议政府，倡议乡贤集资，建起“李贺故里纪念碑亭”，成立李贺研究会。如今，李贺研究会活动丰富，成果丰硕。

暖阳下，秋风中，漫步于先生的诗文书法碑廊，凝视一方方碑刻，他的音容笑貌浮现眼前。

熙熙攘攘的人流，其中既有先生的旧朋故友，也有和先生未曾谋面的青年后生，此情此景，在悄悄诉说：先生离世十八年了，可他的作品依然受到人们的厚爱，他的生命在某种意义上还在燃烧。

先生去世后，关于他的话题在宜阳文化圈就没有停止过，人们不仅探讨他的作品风格，更是学习他热爱文化的精神。从他的文章《光阴》可以领略先生对文化的痴爱——

入夏以来，一病数月，呻吟病榻，个中滋味，不堪回首。这场“持久性”的病，最使我伤感的是我被迫放下了手中的笔，这对于一个爱看书、好爬格的老人来说，其折磨的程度比疾病还残酷。在沉闷的病房里，我常常一个人仰望着屋顶这样想：人到暮年，倍感紧迫，一寸光阴一寸金。每想到这里，我就硬着头皮要坐起来写点东西，但无情的病魔总迫使我无可奈何地又躺下。这时，只有这时，我更感到时间的可贵，生命的短促。

…………

万万没有想到这场“七死八活”的重病，后来竟然现了好的转机。经过医生护士的长期治疗，加上自己的主观拼搏，终于走出了病房，又回到了那阔别四个多月的书屋。还是那个书屋，一切感到新鲜，一切感到幸福，特别是今天第一次执笔给《洛阳日报》写这点东西的时候，真是兴高采烈，心花怒放。早晨的阳光，多情地照射到书房里，明窗净几，满室生辉。书案上的文房四宝，书案旁的书籍和条屏，此时清雅美丽，倍感抒怀……我虽然年逾耳顺，家境贫寒，但我一定要珍惜一分一秒的时间，勤勤恳恳，持之以恒，把晚年的全部精力都用在读书和写作上。将来面临上帝要剥夺写作权利终身的那一天，我思想上或许可以减少点遗憾。

岁月沧桑，先生文化精神的价值愈加显现，宜阳文化人经过充分酝酿，集思广益，在其故居建成“刘竹庵诗文书法碑廊”。

如果把建造诗文书法碑廊看作是喜爱先生的作品的话，就显得太肤浅了，现在，将其与真情故事叠加起来，就会清晰地感受到文化赋予一个人生命的张力。

二十年前，先生突发重病，他的同代文化人宋建中、李英哲知道他早有将作品结集的想法，不顾年长体弱，多方奔波，组织人员编辑文稿，想方设法筹措经费，历经一年努力，在先生病榻前举行了一个特别的新书首发式，为宜阳文化保留了一笔精神财富。遗憾的是，如今，这两位先生也驾鹤西去了。

站在碑廊下，手捧再版的先生文集，我如梦初醒：自己的人生转折何尝不是先生生命的张力作用的结果呢？

我学习写作之始认识了先生，他经常给我谈文说字，指点迷津。1990年春节前夕，我找先生写春联，当我掏出自己拟写的内容时，先生便铺开宣纸，挥毫泼墨。晚上，我灵感忽现：过去写春联都是写些吉祥如意之类的，而我家春联有点创新，这就是很好的题材啊！当时，《洛阳日报》正举办“浮法杯”头题新闻赛，我迅速成稿。没想到，稿件《春联在昌谷又添新意》很快在头版头条刊发了，最终获得一等奖。那一年，我拓宽思路，放开眼界，三篇稿子荣登《洛阳日报》头版头条。次年，我被县委宣传部破格聘用，自此踏上了职业新闻工作之路。

当然，我知道，先生的满门文友，谁没有一段有趣的与先生的文缘故事呢？

时下，多元的“三观”让人眼花缭乱，而先生生命的张力现象，不是可以给世人一些启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