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先后有13个朝代在这里建都，见证了“光武中兴”的盛世，续写了大唐的旷古辉煌，述说着古今兴废事。

　　然而，南宋以后，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北迁，洛阳渐渐衰落下来。到了明清时期，沦落为一个中等城市。解放前夕，洛阳城更是百业萧条，一派破落景象。

　　一幅10万人小城的数字图景

　　从《中共洛阳党史》、《洛阳老城区志》中我们可以看到，到1947年年底，洛阳全城人口不足10万、面积仅4.5平方公里，工业、商业萧条，人民生活痛苦不堪。

　　到1947年年底，洛阳的工业仅280户、商业443户，而且都是一些生产经营规模较小、实力薄弱的企业。全市只有15所公立、私立小学，学生不足5000名、教职员工仅216名。

　　1946年，洛阳尚有公私银行60家。到1947年8月，已经减至一半。到1948年年初，各私人银号纷纷迁走或关门，中央银行、交通银行、河南省银行等8家银行在洛阳老城设立的办事处以及洛阳县银行、洛阳县合作金库等，均已歇业。

　　到1947年下半年，全市工商户半数以上关门。到1948年2月，全市工业、商业户数比1946年分别下降65%、80%，而且全部处于停业、半停业状态。

　　《洛阳通史》载：1948年年初，洛阳城里那些原来比较有名气的饭店如“万景楼”、“中州饭庄”、“汴洛春”、“春花楼”、“一品香”等纷纷倒闭。

　　洛阳经济迅速走向崩溃。

　　一个“跑灶生”的儿时记忆

　　昨日烈日炎炎，年近八旬的孙维岳在南关家中品茶乘凉。回忆起60年前旧事，老人说，洛阳解放前，人民已经到了生活难以为继的地步。

　　1947年秋，孙维岳在关林东侧的洛阳县中学上初二。由于家里贫穷，他和班上绝大多数同学一样，只能做“跑灶生”。所谓“跑灶生”，就是每周六下学回家一趟，周日下午带着家人做的、能吃一周的蒸馍和一点腌咸菜重新回到学校上课。

　　孙维岳还要利用寒假帮家里挣些小钱——零售老天爷、灶王爷的画像年画。1948年春节，孙维岳忙活几天，几乎没有挣到钱，而且当时的金圆券一块钱也就只能买一张年画。但在１９４１年，一块钱能买到４５斤白面。

　　史料记载：从1946年6月起，国民党开始抓民夫修城墙，每乡分担72丈长，每丈需大洋7万元，洛阳县24个乡共计需大洋1.2亿元；筑城门楼5个，需大洋1620万元；修洛阳城共需大洋1.36亿元。这些款项需老百姓负担，人民苦不堪言。1946年10月再次征兵，平均每保5名，12月增至每保10名，壮丁款从50万元涨到60万元，各保普遍缺壮丁款一半左右。县政府勒令一年内交齐，一时人心惶惶。

　　一句民谚描绘的生存状态

　　为了支付越来越庞大的军费开支，国民党政府加重租税，抓紧掠夺，并从1947年年初开始武装抢征。据统计，洛阳县当时被国民党军抢掠的粮食达100万斤以上，很多人靠吃树皮草根维生。

　　当时民间普遍流传一句民谚：“生了儿子是老蒋的，打下粮食是保长的。”城郊一户农民两年共收细粮580斤，而仅10个月就要交出295斤。老百姓常常是白天出外躲避，后半夜才敢回家睡觉。大多数农民是早晚两顿红薯汤，饥寒交迫。

　　1946年10月，洛阳县强化治安，设立了5种治安团队：集训总队、保安大队、县直属中队、守卫队、菜刀队，12岁到60岁的男子均要编入。全县设6个“治安区”，增设6个警察局，河口要道设立盘查哨。特务机关除了长官部军事调查统计室外，新设一个中美招待所，各乡新增设一个新生活运动促进分会，专门对付人民的反抗行动。

　　国民党军为修筑洛阳城内工事，大拆民房。城东门、东北门沿城墙脚的半条街，除留下一个清真寺外，民房全部拆光。先后被拆毁的民房有1500多间。被拆掉房子的市民走投无路，哭叫连天，先后有10多人上吊、跳井自杀。

　　在国民党政府黑暗统治下，洛阳城乡社会秩序更加混乱，抢劫案、绑票案层出不穷。

　　一种红色的新生力量正在孕育

　　从1946年到1948年洛阳解放，洛阳地下党的工作，是在中共豫西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的。

　　当时任豫西工委交通员的石黎明在回忆文章中说，1946年2月，豫西工委要他利用父亲在洛阳城内经商的条件，到洛阳城内建立联络点。任务是：以此为掩护，搞情报，护送干部，解决来往干部的活动经费；同时从解放区带一些物资到城里卖掉后，再从城里购买一些解放区的奇缺物资。要他在洛阳站住脚，开展工作，迎接解放。

　　1947年8月，陈赓部在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豫西工委机关迁驻新安县刘黄岭村，改称中共洛阳地委。9月，石黎明将洛阳城的驻军情况、特务机构活动情况、工商业情况向组织详细作了汇报。

　　当时任洛阳县委书记的韩林领导洛阳乡村积极开展地下斗争。短短一个多月，东石罢、彭店寨、李村、刘富村、魏村等地下党支部和党员就组织地下武装200余人。

　　东石罢党支部为侦察城内设防情况，派党员通过关系打入国民党青年军二○六师马车队当伙夫，将侦察到的敌人弹药仓库及火炮阵地位置、设防情况画成草图，送到县委，后转送解放军。一些党支部和积极分子还通过各种关系搞到100多张进出洛阳城的身份证，为解放军侦察员进城侦察提供了方便。

　　1947年9月，韩林带领洛阳武工队40余人，以洛阳、新安、孟津3县交界的薄姬岭村为基地，一面发动群众，一面同国民党孟津守军作战。武工队在战斗中不断壮大。

　　攻城前夜，洛东村（现在旭升村一带）的村民将国民党军在东关的防御工事详细告诉了解放军，并自告奋勇赶造云梯；妇女们组织起来，日夜为解放军磨面烙饼；一些村的村民还组建战地服务队，给前线运送给养、弹药，抢救伤员；孟津12岁的孩子王文忠听说要攻打洛阳，和家人一起赶着马车来运物资；西工火车站（现在洛阳站一带）的铁路工人主动引导解放军扫除地雷……

　　据不完全统计，洛阳地下党和进步群众在洛阳战役中为部队筹粮万余斤，协助部队搭浮桥、简易桥3座，派担架队千余人，为部队送情报、带路数十人次。第一次解放洛阳后，洛阳县委组织人力、物力，帮助部队转运战利品。

　　黎明前的洛阳，一种力量孕育着洛阳城红色的新生。

　　（感谢洛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提供采访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