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小学过春节

    □史大莉

　　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冬天，我们全家从河南来到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小城。我感觉到春节的气氛，是去邮局，因为在这里我看到中国新年邮票开始发行了。

　　回家趴在没有阴历的西制日历上，一天天计算哪一天是春节，到时要打电话听听千山万水之外的老爹老娘细细碎碎的唠叨和惦念，内心的牵挂也如春日雨后的青草，更密更长。

　　刚上一年级的小儿从学校拿回一封信。他的班主任老师苏珊问我能不能在中国新年的那一天，去她班里办个中国年的活动。

　　对我这种怀有思乡饥渴的人来说，能有人一起过年当然好啊！我一口答应下来。倒是不吃中餐、拒说中文的小儿有点郁闷，担心我会让他难堪。

　　我翻箱倒柜、写写画画地忙乎了两天。到了年初一，又起个大早，煎炒烹炸一番，我便将大包小箱、锅盆盘碗装了一车，开往儿子的学校。

　　儿子的班上共有二十四个学生，只有小儿一个华裔。在那小小的教室里，我和那胖胖的苏珊一起，打开我带来的宝贝。

　　我们先吊起一圈花里胡哨的塑料鞭炮，又摆放一对红彤彤的扇子，再贴一溜儿十二生肖剪纸，还把一对折叠式的大红灯笼挂在窗户上。衬着满屋孩子的笑脸，教室里顿时有了喜庆的气氛。

　　我翻出一张中国地图挂在黑板上，手里捧着一个地球仪。我刚想让小朋友找找中国在什么地方，那一脸小雀斑的马丁立马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爸爸说从我家后院挖啊挖，能一直挖到中国。”

　　我刚开口说：“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就有小朋友插嘴：“跟美国的圣诞节一样重要吗？”“比美国人的圣诞节重要多了，中国年放假七天呢！”小儿正儿八经地说。

　　我接着说：“中国人无论多富多穷，哪怕穷得只够买二尺红头绳，也得打扮打扮过年。”

　　立刻，几个孩子举起手叽叽喳喳地问：“为什么是红头绳，而不是烤鸡呢？”“为什么是头绳而不是口红呢？”“为什么不是一本公主和王子过节的故事书呢？”我慢慢地解释：“中国有一部很出名的戏，那戏里是这样说的。”

　　“那您会唱这部戏吗？”有孩子开始穷追不舍。“唱一段给我们听听好不好？”一直微笑着并不发言的苏珊，也加入到孩子们的队伍，他们起哄拍起巴掌。

　　我装模作样地清清破锣嗓子，走腔跑调地吼了几句：“人家的闺女有花儿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扯上了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哎，扎起来。”惭愧啊！我就会这几句。反正小老外没一个人能听懂。只是我那从没听过老妈唱歌的臭小子，笑得脑袋扎进课桌里，双肩还止不住地乱颤。

　　之后，我又讲了十二生肖的故事，讲了压岁钱的传统，还顺带展示了一下人民币长得啥模样。

　　我用毛笔在已裁好的红纸上给每个孩子写上中国名字。看着我那横不平、竖不直像蜘蛛爬过似的一笔烂字，苏珊夸道：“美极了！”我颇有点飘飘然，将它们别在每个孩子的胸前。

　　开饭喽！我和苏珊搬出大盆装的煎饺子、素炒面、假冒扬州炒饭和一大烤盘的炸春卷摆在桌子上。香味和着孩子们的笑闹，招来了学校办公室的秘书、刚下课的体育老师，还招来了有博士学位的年轻帅哥校长。

　　吃了饭，我又拿出女儿从没机会穿的缎面旗袍和老公同样没机会尝试的团花唐装，还有一顶拖着小辫子的瓜皮小帽。小女孩争着试旗袍，小男孩抢着穿唐装顶小帽，之后轮流在大红灯笼前照相。最搞笑的是胖胖的苏珊，套上唐装，还差几寸系不上扣儿，也摆架势照相。

　　最后，我又掏出了一枚有机玻璃制的刻着“如意吉祥”四个篆字的图章，原本想要盖在孩子们的手背上，可每个孩子都要求盖在脸上。看着鲜红鲜红的“如意吉祥”，印在黑白棕黄不同肤色孩子的脸上，我心里早就没了年的怅惘。

　　那天晚上，小儿带回来一大包老师和孩子们写来的感谢信，他破天荒地告诉我：“我在同学中炫耀了几句中文，很酷！”

　　住在小城的那几年，被苏珊邀到学校和一年级的孩子过中国年，成了我的保留节目。我那“人家的闺女有花儿戴……”吼了又吼，连苏珊都学会了，撇着连我都听不懂的中国话和我一起吼。

　　那红红的“如意吉祥”则成了年年的压轴戏。                     （制图 李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