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们不仅需要期待富人道德修养、社会责任感和财富使用智慧的相应提高，同时还要呼唤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提升，改革、推进和完善各种制度建设和国民收入分配。

　　最近，盖茨和巴菲特向巨富们发起倡议，将半数以上的个人财富捐献给慈善事业。至今，美国已有40位亿万富翁或家庭响应这一捐赠承诺。

　　慈善捐款者对弱势人群的关怀和社会责任感，体现了一种高尚的美德。人们很自然地将中美两国的巨富作比较，焦点往往集聚在巨富本人素质的差异上。不可否认，个人素养上的差别导致慈善行为差异，这种素养体现了教育、生活环境和经历等因素在一个人身上的影响和沉淀。

　　然而，捐款行为本身不仅体现了一种美德，也体现出一种智慧，一种对财富作用深刻理解的智慧。对于巨富本人来说，巨额财富已经无法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物质满足。正如巴菲特所说，他财富的百分之一就足够享用了。根据需求层次理论，当人们的基本物质需求得到充分满足时，人们的精神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变得更为重要。将财富捐出来用于更有价值的地方，有助于实现更高级的个人发展和精神需求。而将财富过多地留给后代，反而会使他们失去实现个人价值的动力和进取精神，甚至可能导致他们的堕落和颓废。因此，巨富的慈善捐款体现了既利己又利人的财富使用智慧。

　　捐款行为本身不仅是一种美德，也是各种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个人财富的了解首先要建立在严格的收入核算基础上。在美国市场经济活动中，绝大部分是记账交易，而现金交易只占极小部分。因此，大多数人不存在灰色收入，政府对个人财富容易掌握和监督。而目前在我国，即使是富人排行榜，在很大程度上也只能是 “盲人摸象”。一个国家国民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需要建立在严密的税收制度基础上，而收入统计的问题首先便会影响所得税的公平合理征收，灰色收入部分高的人群可能会逃脱应有的缴税。累进所得税、遗产税、慈善捐款免税，这些税收制度起到了鼓励人们捐款的作用。募捐活动主要由非政府的民间组织进行，因此还需要有相应的组织制度建设。政府一方面需要鼓励民间组织，另一方面也需要对捐款资金的合理使用进行监管。

　　捐款行为本身不仅体现了一种美德，也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收入在劳动者、企业和政府之间划分。政府财政收入用于各项社会福利保障的支出，体现了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由于慈善捐款在很大程度上是财富从高收入人群向低收入人群的流动，因此可以看作是国民收入的第三次分配。我国目前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上，存在着劳动收入比重相对较低的问题。当人们关注我国巨富在慈善捐款方面的问题时，更需要重视收入初次分配和税收方面存在的问题。中央最近多次强调注意国民收入的分配，充分体现了对这些问题严重性的认识。     （蔡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