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文学讲座，我正滔滔不绝地讲构思呀情节呀细节呀，突然有一听众递上来一个条子：请问作家先生，你有情人吗？有几个？

　　我像中了一枪似的摇晃了一下。“你有情人吗？”已经令你胆战心惊了，后面居然还加上“有几个”？看来写条子那个家伙是非要让我死在讲台上不可了。

　　然而正是这“有几个”？使我陷入沉思。情人如果像巧克力豆那样三个五个地数，那还能算什么情人吗？我们的一些年轻人实在太简单太狭隘太委屈了“情人”这两个字。

　　有的青年说：男子汉要是没情人就说明他没水平！

　　大连的一些青年小伙子更厉害，把“情人”二字巧妙地改成了“情况”，有时在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之下，他们也坦然呼喊：喂，带“情况”来了吗？

　　一个结婚好几年的男青年得意扬扬地告诉我，他有“情况”了。那“情况”是他过去谈吹了的一个女青年，也结婚好几年了。他俩是多年未见，邂逅相遇。男青年轻松而诙谐地说：她既然又来自投罗网，我何乐而不为呢？

　　一个发了财的二道贩子在酒后大言不惭地吹嘘：哥们儿的情人若干个，关键是咱有票子！

　　一个公司经理带着一个女秘书。立即有人说：什么秘书，其实是“情人”的代名词罢了。

　　一个瞪着天真而单纯大眼睛的青年问我：像你们作家这种级别，就可以随便找情人吗？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一些人的眼里，“情人”是金钱是地位是级别是何乐而不为的玩物，与“情”字毫无关系。老成持重的道德家们捶胸顿足，认定开放改革使西方的坏东西涌进来，把我们的青年人教坏了。我倒觉得事情不那么简单，更多的是西方现代开放的表象，引发了我们自身潜存的封建意识。不客气地说，我们还没有能力犯现代式的感情错误。我们所谓情人，其实就是婚外情的产物。认真阅读外国小说，你不难发现，西方发达国家，最初情人的产生，是不如意不合理婚姻的产物，是在法律的锁链蛮横捆绑的家庭之外，痛苦的男人或女人与自己真正所爱的人偷情。那是倾心倾肝倾及生命的情感，就其情感的质量，超越法律的一般意义。只是后来极度畸形膨胀的物质社会，异化了情人的纯度。

　　感情是个要命的东西，对一个爱好文学艺术的人来说，比要命还要命。太执著你会太痛苦，太随便你会像吃馊饭。感情表现方式严格说是一种文化层次，更确切地说，它是介乎肉体与灵魂之间的东西。因此，无论一个人感情世界是否合法合理，明目张胆地询问或恬不知耻地自白都是缺乏文化教养和人格的尊严。我决不会号召人们去寻找情人，但我也决不会说有情人的人都得枪毙。我明白，如果面对那张可怕的条子，你英雄好汉般地拍胸膛说你有情人，你坦率的回答获得热烈的掌声，同时，暴露你对情感的无知和无耻；如果你矢口否认，即使你当场剖心挖肝，台下那些兴致勃勃的听众会相信你吗？看起来你真得死在台上。

　　（选自《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