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统一六国，废分封，立郡县，集权中央；中国从此进入绵绵延续两千余年的皇权专制时代。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风云变幻，改朝换代，可皇权专制，江山依旧。试问，君权永固的治国之本何在？

    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礼乐文化为核心的儒家，似乎已被举为治国之本。可实际上，历代君主临朝，实行的多是以维护皇权专制为目标的法家的严刑峻法。“外儒内法”，儒是表面的形式，鼓乐之声，依稀在耳；法是实际的内容，屠刀刑杖，王者在握，在皇权专制的中国，千年以降，法家的君权至上，是理政治国的根本。

    儒家倡导君臣伦理、尊皇忠君的同时，要求君主仁政爱民，对君主提出诸多的礼乐规范和道德要求：为君者要以明君圣主自律，笃行仁义。孟子甚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为国本的主张，他认为，像桀纣那样的暴君，根本没有为人君主的资格。这样的理念，当然不会被嗜权如命的君主青睐。朱元璋就对孟子的民本意识恼恨无比。朱元璋专权废相，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于一身，设锦衣卫，酷刑统治，他当然倾心法家集权君主、酷刑治国的主张。利之所在，王者趋之若鹜。

    法家理政治国，准确的表达应是刑治，而不是法治。礼是法治的原创精神，先秦法家却把“以法治国”与“以礼治国”对立起来，还扬言，礼是祸害社会的祸根。《商君书》汇集先秦法家商鞅等人的著作，集中反映了他们的治国主张。《商君书·靳令》中提到的“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悌，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六为虚数，极言其多。商鞅以“六虱”设喻，指责礼乐文化给社会带来了动乱和灾难。他信奉治国的根本是对人性的管理，“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他认为，施仁行善，可以使人受惠得益，但不能改变人的禀性，使人性良善。人心邪恶，人性暴戾，有待严刑惩戒，仅靠行仁施义，不能使社会和谐安定。商鞅认为，刑法的实施，上至官吏，下至平民，不恕不悯，一律严酷，“所谓一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只有严刑统治，国家才能进入有序的境界，这是法家治国主张的核心。

    酷刑是治国的根本，是君主政令通行，有效驾驭百姓的手段。商鞅竭力推崇君权专制，他反复强调：“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说到底，要使天下安定，人民得利，只有君主专制，大权独揽，方能成就。商鞅反复强调：“权者，君之所以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权制独断于君则威。”权力垄断资源，摆布人命，建树权威方能无敌，君主只有“秉权而立”，国家才能“垂法而治”。

    韩非，是先秦法家主张皇权专制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他设定的理政格局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为君主立圣，祈四方朝拜，一切听从中央。为了利于统治，韩非还提出治国三大方略，即法、术、势。韩非解释：法，文字图籍，设立于官府，颁布于百姓，是成文的法典。术，隐而不宣，藏于胸中，是驾驭臣民的谋略和权术。势，权力带来威势，权势压人，“胜众之资也”。韩非发展了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的思想，为皇权专制的强化，从体制建设到权力实施，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方案。他还以树设喻，强调皇权专制是政治的生命，不可或缺，他提出强干弱枝的主张：“数彼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将不胜春风，不胜春风，枝将害心。”韩非全力倡导巩固公庭（君主），削弱私门（贵族大臣），法为君掌，术为君操，势为君处，以刑德为治国的两手：“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赏罚出自君主，以此羁縻臣下，使臣民俯首帖耳，唯君命是从。并进而提出，不忍诛罚则暴乱不止，“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他的“以刑去刑”的主张，赤裸裸地宣示：只有镇压方能带来统治的稳定，只有镇压方能带来社会的安宁。

    法家的治国主张，在实践中，最典型的当数商鞅变法。商鞅原系卫国的贵族子弟，入秦后助孝公图强。他提出，只有变革方能造就繁荣，三代礼不同而各成王业，五霸法不同而各成霸主，变是铁证。他编定户籍，实行连坐，加强社会控制；废世卿世禄，鼓励变革奋斗。秦迁咸阳后，废井田，开阡陌，广征赋税，积聚财富；平斗桶，齐丈尺，统一度量衡，方便商业流通；焚诗书，禁游说，制定秦律，苛刑专政；合并乡镇，设立县制，国君任免，中央集权。商鞅新法的推行，为秦国扫灭六国，统一中华，奠定了基础。

    当然，商鞅的严刑峻法也必然招致社会特别是贵族的仇恨。商鞅最后在逃亡中被捕，身遭车裂酷刑，是他个人的悲剧。法家刑治的高压政策，夸大刑法的作用，扩大管理的范围，当然不得人心。故秦王朝只维持了十五年，旋即土崩瓦解。而秦代开创的刑治制度，也给后世皇权专制留下了诸多负面的影响。贾谊就曾指出，商鞅遗礼义，弃仁恩，秦俗日败。董仲舒也说，自古以来，没有哪个朝代像秦代一样以乱治乱，只能使习俗薄恶。因为，刑治违背了人心规范、道德劝解的礼乐文化精神。违背礼乐文化精神的刑法，只能是“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造成人心败坏、恶念横行风习，社会不可能进入安宁稳定。

    与礼乐文化精神相抗衡，是法家理政治国的败笔。须知，对待犯罪的惩治，不是单纯的报复，而是为了建立社会对犯罪有效的控制机制。礼乐的道德倡导，是对犯罪动机的劝阻；礼乐的宽刑主张，是对犯罪适度的惩处，为悔悟留下余地。恩赦，始于周代，恩赦的实施，是礼乐人文精神的宣扬。《易经·解卦》中就有“君子以赦过宥罪”的象词，把宽容视为君子的美德。周公多次倡导宽恕赦免罪人。大赦已成我国古代宽刑的传统，据有关资料统计，两千多年来，皇恩大赦有1200多次。大赦启迪社会的宽容气度、慈善意识。在中国“外儒内法”的王权制度下，礼乐文化的人文精神，在大赦中得到了有限的展现。当然，大赦的实行，要恪守宽赦有度的原则，不违礼法的根本，方能带来悔罪趋善的社会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