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考古学家、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教授布鲁斯·炊格尔（又译为特里格）指出，“考古学文化的概念看起来最适合于对小规模的、同族的和相当固定的集团的遗存的研究”。而“在复杂的文化里，社会的和经济的差异在社区之内和社区之间产生了不均匀性”，因而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在观察这样的社会时就显得力不从心。

    的确，处于社会复杂化和社会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时代的旋涡之中，处于二里头集团崛起前夜的“新砦类遗存”的样态，对于考古学既有的研究思路和模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新砦现象”的提出，可以认为是超越既往话语系统的有益尝试。但稍加分析，又感觉“新砦现象”的提法也有可商之处。

    与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均质性不同，社会复杂化阶段的共同体中，中心聚落或都邑包含着上、中、下层文化及复杂的外来文化因素，次级中心聚落中包含着中、下层文化，普通聚落则仅有下层文化。变化最剧烈、最与时俱进的是上层文化，下层文化则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滞后性。这似乎可以称为聚落的异质性，它构成了社会复杂化阶段考古学遗存的一大特质。

    在龙山时代向二里头时代转化的过程中，“一些遗址较多延续了本地龙山文化的传统，另外一些遗址则更多接受了外来文化中的上层因素，从而发生了独特的‘新砦现象’。……其独特性既在于外来文化所导致的社会上层的变化方面，也在于这种现象的发生仅局限在单个的遗址上”。显然，这里是把中心聚落或都邑的社会上层遗存单独抽出来作为衡量一类文化遗存的标尺，它当然也就把大量的下层遗存排除在外，这类复杂化的特征也就成了仅发生在个别中心性遗址上的“现象”。但社会复杂化阶段的人类共同体上下层相依共生，可以把社会上层遗存（及其所在的中心聚落）单独从共同体中抽出吗？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对内涵如此复杂的文化遗存作界定和聚类分析的标准是什么？是以贵族遗存还是以民间遗存为基准，抑或兼顾二者？

    这些都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事儿。面对复杂的研究对象，我们的思维也不得不随之复杂化。

    无论如何，关于“新砦类遗存”大家还是取得了不少共识。它们包括：嵩山南北两大集团整合了，外来因素进来了，文化进一步杂交了，新砦开始独大了，“最早的中国”呼之欲出了。如果说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东亚大陆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和广域王权国家，那么新砦显然已是曙光初现。

    其实，这些共识的取得已经很可喜了。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在大时代来临前的酝酿期，总是充满着动荡、阵痛和不确定。考古学家做的工作更像在猜谜、破案，能从残缺的遗墟中梳理出这样的信息，已相当难得。

    由于新砦是个太特别、太重要的存在，所以我们先花了些笔墨“宏观”了一下它的时空与历史定位。看不懂的还有微观的考古现象，我们还得“抓大放小”地加以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