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看前文排列的几件重要铜器的年代，感觉陶寺在复合范技术的掌握上似乎略早一步，我们也曾谈及陶寺所在的山西历来是中原与北方交流的重要通道，不排除高超的铸铜技术来自西北方的可能。但一则来自古书的信息，又把我们探寻铜礼器来源的目光引向了中原东方的海岱地区。

    话说清朝乾隆年间，乾隆敕令编撰宫廷所藏铜器图录，最大的一部叫《西清古鉴》。限于当时鉴别水平较低，在所收一千多件铜器中，不乏赝品，但这部图录仍有其保存国故和两宋之后复兴青铜器研究的重要意义。何况经世事沧桑，这些东西大部分去向不明，器物的线图和说明性文字就成了相关研究的重要线索。

    其中著录了一件在当时人看来稀奇古怪、独一无二的铜器，这件器物被图录的编撰者定名为“匜（yí）”。稍懂文物的人都知道匜特指盥洗时舀水用的器具，形状像瓢，与这件有三个乳状足的器物完全不搭界。器物上还有铭文二字，被释为“子孙”，年代断为“周”，所以这件器物被称为“周子孙匜”（《西清古鉴》卷三十二）。此后，著名收藏家、古文字学家容庚论证此器为商代器物，系真品。罗振玉、郭沫若、闻一多、贝塚茂树等不少学者还对铭文做出了各自的解释。

    到了当代，考古学家一看到它，就跟见了老熟人似的，顿生亲切之感。那绳索状的把手，那肥大的袋足，甚至只见于袋足上的那两周弦纹，都像极了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陶鬶！

    陶鬶，作为最具海岱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东夷集团或其前身）特色的典型器，曾向外传播，在东亚大陆东起海滨，西至关中，北自辽东，南达岭南的数百处遗址上都有发现。追根寻源，公元前3500年以前的大汶口文化应是它的起源。后来三代青铜酒礼器的若干器形，都与其有着或远或近的关联。中原腹地一带龙山时代的王湾三期文化中，也有陶鬶的身影，它们既脱胎于海岱地区的原型，又具有当地的特点。比较而言，《西清古鉴》上铜鬶的形制，更近于海岱龙山文化的陶鬶。因此，邵望平研究员推论道：“所谓‘周子孙匜’者，实则是山东的龙山文化中一类陶鬶的铜质仿制品。铜鬶、陶鬶很可能是同时代的产物。即使铜鬶时代稍晚，亦不致相差数个世纪。”这是颇有道理的。

    在中原周边地区的诸考古学文化中，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在文化和社会发展上与中原文化并驾齐驱，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中原同期文化的发展水平。自仰韶文化晚期以来，它的许多文化因素为中原系统的文化所吸收。不少学者都列举过该区系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方面可能给予中原夏、商文化以影响的诸多因素，这是其他中原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甚至前述的陶寺文化所无法企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系统的文化最终融入了中原王朝文明之中，其自身也成为中原王朝文明的重要缔造者之一 。

    问题是，大汶口—龙山文化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参与到创建中原王朝文明的过程中来的。至少到今天，我们还无法对此做出圆满的解答。出土于中原腹地，和可能出自海岱地区的最早的铜礼器的讯息，或许就是这一历史疑案的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