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首次颁给了法国作家苏利·普吕多姆，此后113年间，诺奖的每次评选结果多少都会令人意外。提起这件事，埃斯普马克说：“每年媒体都会列举一些呼声很高的作家，但是大多时候都是猜测而已。评奖结果是出乎人们意料的，只有极少数情况可能是猜对了。”

    评选结果的出人意料，与评奖标准的多变不无关系。“百年来有不同的标准，有的时候要表彰有先锋性、先驱性作用的作家，因为他们开辟了一条新的文学道路；有的时候又往往要把那些不知名但是很优秀的作家选出来，因为他们加深了人们对文学的了解。”埃斯普马克以两位女性诺奖得主多丽丝·莱辛和纳丁·戈迪默为例说：“她们并不是那么知名，也没有开辟新的写作样式，但她们是那么好的作家。”

    进入21世纪，诺奖又有了新的标准——奖励那些见证历史的文学或是像文献一样记录历史的文学作品。埃斯普马克提起2001年的诺奖得主奈保尔，他不仅写小说，还写游记、新闻报道一类的作品，他写出了印度、非洲的社会状况。而2002年诺奖颁给了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很大程度上是因其作品反映二战时期犹太人集中营的状况。

    2 很享受“地下工作者”的快感

    埃斯普马克对诺奖很有自信，认为这个奖项比来自英国伦敦、法国巴黎、美国纽约的各种文学奖做得都好。至于秘诀，他神秘地说：“我们关注世界文学，我们是‘文学间谍中心’。”

    原来，诺奖评委会在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线人”——当地的文学教授。评委会经常秘密地请这些教授撰写关于这个国家文学现状的报告，“如果有一位作家，20位教授的报告中都提到了他，这会让我们疑心，那我们还会找同一个国家的另两位教授来提交报告。”埃斯普马克说。

    通过这一秘密调查，评委会往往会发现一些神秘的优秀作家，但是由于这些作家的作品往往从未被译介到国外，这时候评委会还会找来翻译家，翻译目标作家的作品。“我们还会请专家提供关于当地文学传统等背景性的报告。”埃斯普马克说，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于1996年得奖时，诺奖评委会不仅请人翻译了她的作品，还请专家提交了波兰文学状况、波兰诗歌现状等相关报告。

    “间谍”的工作并未就此结束。埃斯普马克说：“有时候我们觉得译文很美，但还是需要了解它在原作里是否也是真正的艺术品。”比如1988年诺奖得主埃及诗人纳吉布·马哈福兹，他的诗歌语言不仅是从阿拉伯语里来的，还能从开罗街头俚语里找到传统，“所以，我们甚至会找到街头录音来听”。

    曾是“世界文学间谍头子”的埃斯普马克，很享受这种“地下工作者”的快感。2008年，法国作家克莱齐奥获奖，尽管结果尚未公布，但老埃和他的同伙们其实已经选定他，可是在法国巴黎接受《费加罗报》采访时，记者向他求证此事，他一脸严肃地回答“不”。

    3 得诺奖“杀不死”好作家

    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面对随后纷至沓来的活动邀请，莫言表示，希望尽快回到书桌前安静写作。诺奖得主还能否写出优秀作品，是文学界一直探讨的敏感话题，对此，埃斯普马克回答说：“是有这样的误解，有人说得奖等于是杀了这个作家。”

    在埃斯普马克看来，确实有作家印证了这个说法。像写《人鼠之间》的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1962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再也没有什么好作品出现。不过他强调，得奖后好作品不断的作家也不少。“托马斯·曼在1929年得奖之后，还会写出那么好的作品，所以评委会曾在1948年很严肃地讨论过，是否给他第二次奖。”埃斯普马克说。

    埃斯普马克关注中国历史文化，他曾写过《焚书》《西安兵马俑》等诗作，还曾于20世纪80年代两度造访中国。至于莫言，埃斯普马克透露，自己就是莫言发表获奖演说之前的介绍人。他称赞莫言是个“伟大的作家”，他集中描写山东高密这样一个很小的地方，却几乎能把中国当代历史浓缩在那样一个空间里，就好像把宏观的世界浓缩到微观的世界里，“这就是伟大的艺术”。

    在他看来，莫言固然是受到马尔克斯、福克纳等作家的启发和影响，但他吸收了这些作家的长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用神秘现实主义来定位其作品更合适。

    最后，埃斯普马克说：“尽管得奖在有的时候等于是杀了这个作家，但我相信莫言还会写出好作品，莫言有这种力量，没有人可以阻止他。”

    （据《汕头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