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日前，史学著作《简明中国反贪史》由九州出版社推出，该书作者王春瑜曾因创作《中国反贪史》而被誉为“国内反贪文化研究第一人”。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本书恰如“一面明亮的镜子，折射出历朝历代反贪斗争的经验与教训”。

汉武帝曾使用酷吏反腐

王春瑜介绍，历史上反腐较好的皇帝是汉武帝，但他靠酷吏的手段才稍稍遏制住猖狂的腐败之风。

为了反腐，汉武帝不惜任用一批酷吏，以法外的酷烈手段对付贪腐之吏，使之付出血的代价。在加大反贪力度的同时，汉武帝还有意识地表彰廉吏，公孙弘、赵禹、尹齐等一批公正执法、廉洁自律的官员得到好评，被树为百官的表率。通过以上措施，加上其他政策的配合，到汉武帝晚年，贪污腐败之风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已经激化的社会和阶级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动荡的局面又趋向稳定。

君主时代反贪如“割韭菜”

《简明中国反贪史》系统地描述了历代反贪斗争与王朝兴衰的关系，揭示了在君主专制时代，反贪斗争不可能走出轮回怪圈的尴尬。这实质上是一条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著名政治学家白钢评论指出：传统的官僚政治体制，或由官府直接经营工商业，或由行政长官统摄赋役财政，这就赋予官吏以政治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方便条件。历代开国之初，反贪斗争往往卓有成效；中期以后，贪贿之风就愈演愈烈；到了王朝末年，“蠹盛则木空”，贪污贿赂者便成为王朝覆亡的掘墓者。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关注着反贪斗争。历史上中外的贪污腐败有许多共同点，按照寻租理论或“公共选择理论”，贪污贿赂是租金在政治市场中的一种存在形式。

乾隆皇帝反贪的决心不可谓不大，惩治贪污的法令不可谓不严，然而，实际效果如何？正如薛福成所说：“他虽然处理了像甘肃冒赈案（此案陆续正法者56人，其中总督、巡抚、布政使各1人，知府、道员5人，同知、知州8人，通判2人，知县35人，县丞3人，免死发遣者46人。），云贵总督李侍尧贪纵营私案等大案要案，却放过了清朝有史以来最大的贪官和珅。直到乾隆帝病逝，嘉庆帝继续进行反贪事业，才把这个“贪鄙成性，怙势营私，僭妄专擅”的“群臣之首”和珅拉下马。

古代的反贪为何无疾而终

王春瑜说：“从秦汉至明清，虽然各朝灭亡的原因并不完全相同，但是贪污腐败，如蚁啮柱，久而久之，柱朽如渣，华屋遂轰然倒塌。”

他因而归纳出一个历代王朝兴亡周期率的主要表现形式：“王朝初年狠抓反贪斗争——王朝中叶后反贪斗争渐渐有名无实——王朝末年贪污腐败猖獗，民不聊生，王朝灭亡——‘新’王朝初年狠抓反贪斗争——‘新’王朝中叶后……”这样的周期律成了走不出的轮回。进而他提出：“我坚信，只要亿万群众都能从历史深处走出来，以现代法制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以主人翁的身份，敦促建立起真正的、完备的、行之有效的监督公仆机制，我国的反对贪污腐败的斗争，就能收到很好的成效，从而走出反腐败的轮回。”

著名杂文家、诗人邵燕祥指出，古代的反贪风暴往往无疾而终，封建官僚制度的弊端是官吏侵贪屡禁不止的根源。君主对臣僚的要求首先是忠，其次才是廉，廉洁与否仍然由君主来评判，一切以君主的政治需要而定。“所以，政治腐败，官吏侵贪，并非人治社会的严刑酷法所能根除，也非专制条件下的讽喻说教所能阻止”。 （据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