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全国遍布洛阳地名的主要原因是战乱和移民。那么这些移民迁移到新家园后，是如何影响当地文化，从而留下多处“洛阳”的呢？

1 偏安王朝使用北方地名

偏安于东南的东晋及其后南朝的统治者，为使聚族而居的南迁北方士人安心生活，允许在其辖区内用北方地名设置侨州郡县。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可以安置北方士族，使他们在有限的范围内保持其封建特权；另一方面可以用来缓和南北士族在经济与政治上的矛盾。

侨人居住，有的集中有的分散，而且流民南迁本是避难，多数有收复失地重返家园的愿望，因此，侨州郡县的户籍是临时性的“白籍”。但时间久了，侨人中的上层已通过种种方式在江南重建田园，安居乐业，下层则除流落为部曲（本为军队编制及私兵之称，后又为家仆之称）﹑佃客以至奴婢者外，也有部分人获得少量土地成为自耕农民。他们与土著杂居错处而户籍各别，负担不同，不但管理不方便，而且影响赋役征发。

于是东晋政府规定，所有侨人必须在居留地编入正式户籍的“黄籍”，与土著同样负担赋役。为了照顾大士族的利益，东晋政府保留了一些北方郡邑的名称，而且把很多侨州郡县机构保留下来，从所寄居的南方旧郡县中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他们的领土。有些侨人占优势的地方，甚至取消旧称而代以侨名。“上洛”“河南”“京兆”“弘农”等与洛阳有密切联系的郡县名称就保留了下来。

2 南迁者改地名以寄思乡之情

中原动荡，外族入侵，晋人虽身处江东，但心在河洛，常怀故国之思，于是民间常以北方故地之名命名新住地。南迁的中原人，除了带上家乡的稻穗和祖先牌位，安顿下来后就将祖先牌位供奉在家中，把种子种植在新家园，还要把异乡当作故乡。于是，到闽南的中原人把所在地的两条河分别起名为“晋江”和“洛阳江”，把在洛阳江上所修建之桥称为“洛阳桥”，把搭建的土屋称之为“洛阳厝”，形成的村落称之为“洛阳村”或“洛阳厝村”，以时时怀念河洛故乡。

河洛之思实是文化之思，是对中原故园的乡音、乡貌、乡情之眷恋。东晋王朝的建立，一切典章制度无不是西晋的翻版，如生产、生活、饮食、起居、婚丧、交往等一如旧制。但南方毕竟是南方，除自然山川之异外，语言之差异更使人们的交流受到了极大限制。如何“王化”、如何“固本”，是摆在仍带有莫名自大情绪的王公、门阀、士人面前的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于是，东晋统治集团开始兴学校、倡儒学、履仁爱、奖诚孝，号召有志之士立身敬业，勤于国事。在王导等人带领下，河洛文化之精神在东晋、南朝得到了继承与发扬。

开始，南渡的中原人也许只想暂时客住一段时间，但慢慢地也就习惯了。于是，他们建造屋舍，开垦田地，畜养猪牛，长久地居住下去。

3 洛阳话在南方流行

三次南迁，主体移民都来自中原地区。尤其是第一次，世家大族基本出于首都洛阳，以至于洛阳话成为东晋首都南京的时尚语言，思乡成为文人墨客的主旋律。

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士大夫谢安能“洛下书生咏”，也就是能用洛阳书生腔念书吟诗，于是成为时尚，风靡南京，东晋名士争相仿效。而且一些南方权贵想与中原移居南方的世家结亲，子女必须会讲洛阳话，否则想也别想。

时俗所尚，连皇帝也得屈服。据《南史·胡谐之传》载，皇帝想给大臣胡谐之的子女提亲，只因胡谐之的子女“发音不正”而成障碍。无奈，皇帝只好派了四五个会说洛阳话的官人到胡谐之家“教子女语”。

洛阳话成为高贵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