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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说这话的是汉武帝时的太史令——司马谈。

公元前110年，随汉武帝封禅东岳的司马谈，因病滞留于周南（洛阳）之驿馆。开创盛世的汉武帝“接千岁之统”前往泰山封禅，自己身为史官却因病“不得从行”，司马谈竟就此郁郁而终。临终前，病榻之上的司马谈拉着前来探病的儿子的手，老泪纵横，说出了上述这番话。

他的儿子，就是司马迁。后来，司马迁不负父训，写出了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名垂青史。

史官世家 父亲壮志未酬

这个故事记载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乃司马迁本人所作。司马迁成为千古景仰的史学巨匠，这与家庭影响和父亲对他的教育分不开。

司马谈是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执司马迁之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大意为，司马家先祖在西周时就曾世代执掌史官，虽然后来衰败，但怎么能到我这里断绝呢？

司马谈刻苦勤奋，学富五车。他多方求教，“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唐都是天文学家，汉武帝初年曾应诏测定二十八宿的角度和距离，后来又和司马迁等人一道制定太初历。杨何是《易》学家，曾被朝廷征聘，官至中大夫。黄子，又称黄生，司马谈向他学习当时流行的黄老之学。

汉武帝即位后，司马谈任太史令三十年，掌管国家图书典籍、天文历算并兼管文书和记载大事。他对先秦诸子作过深入研究，著成《论六家要旨》，第一次总结出先秦主要学术流派，认为阴阳、儒、墨、名、法各家学说均有长短，唯有道家兼各家所长。

有感于自孔子作《春秋》之后，再无系统的历史著作出现，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未能写入史书，身为史官的司马谈早已立志撰写史书，但未能如愿，故临终时耿耿于怀。

“予死，尔必为太史；为太史，毋忘吾所欲论著矣。”父亲的一席话，成为司马迁一生的动力。

南游北涉 榻前承父遗训

父亲的启蒙教育，渊远流长的家学，为司马迁治学打下良好基础。他“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随父去京师长安后，得向著名经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尚书》《春秋》，获益匪浅。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在父亲的支持下，司马迁还随博士（古代传授经学的官员）褚太等人游历了很多地方，“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在韩信的故乡淮阴，他搜集了许多有关韩信的故事；在汨罗江畔屈原投江的地方，他朗诵着屈原的诗苦苦追思；在曲阜，他凭吊了孔子的墓，还和儒生一起学行古礼，学骑马、射箭；被困彭城、丰沛一带时，他得以了解楚汉战争的一幕一幕；在将相故里和坟茔乱石之间，他徘徊在历史的深处……遍历山川、深入民间，让他获得了许许多多古籍当中得不到的历史材料，也陶冶了他的性情，提高了文学功力。

回到长安后，汉武帝对这个广闻博识、学问丰富的年轻人十分看重。公元前111年，司马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作为大汉王朝的使者，代表中央视察和安抚民众，也实地考察了巴蜀地理和风土人情，为后来撰写《西南夷列传》《货殖列传》等打下了基础。

怎料，意气风发的司马迁归来复命，还来不及洗去风尘，就接到父亲在洛阳病危的消息。病榻之前，父亲的遗命字字千钧，他唯有俯首流涕：“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郑重承诺认真记述历史，不敢稍有缺漏。

忍辱负重 史家“绝唱”终成

父亲离世后，司马迁顾不上悲痛，赶到泰山参加封禅，随汉武帝经东海、塞外返回长安。公元前108年任太史令后，他遍览宫廷藏书及各种史料，一边整理史料，一边与孙卿、壶遂、唐都等人改革历法。等到公元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他开始动手编写史书。

然而，厄运再次降临。公元前98年，司马迁遭受李陵之祸，身受腐刑，在狱中受尽折磨，“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几乎丧命。直至汉武帝大赦天下，五十岁的司马迁才得以出狱，后被任为中书令，遂夜以继日，专心著史，终完成130篇、52万余言的《史记》。

《汉书·司马迁传》收录了他所作的《报任安书》。他在给友人任安回信时这样说道：“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意指自己获刑受辱却选择苟活，就是因为心里的事情放不下，就是因为自己还没有著出能够流传到后世的史书。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司马迁忍辱负重，终于完成父亲遗命，也在历史上书写了光辉的“大孝”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