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1909年，康有为在给英国人濮兰德的书信中就曾说：“盖自前年八月，庆、荣、刚诸逆贼欲弑皇上，而假托于仆，诬以进毒丸，欲杀弟而即弑皇上，一起两得；既而足下见救，弟不可杀，则改诬以围颐和园。” 当时，光绪是西太后的阶下凶，康有为泄露“围园”密谋必然会危及光绪。现在囚人者与被囚者都已经死去，康有为觉得时势不同了，因此在《上摄政王书》中作了某种透露，而这遭到了梁启超的强烈反对，声言“戊戌密谋，鄙意谓必当隐讳”，要求老师和他统一口径：“以后发论，跟此一线，以免异同。”

确实，梁启超比他的老师精细。载沣虽然是光绪的亲弟弟，但他的地位是西太后给予的。把“围园”这样的密谋提到载沣面前，就会使他处于十分为难的地位：“非伤德宗，伤孝钦，为监国计，实无从理此曲直。”肯定密谋是正义之举吧？这就要证明西太后不义；而且，光绪与密谋的关系也无法交代。如果光绪知情，这就有悖于“孝道”；如果不知情，又难免失察之过，和改良派力图塑造的光绪形象大相径庭。这一时期，梁启超还有一封给肃亲王善耆的书札，中云：“德宗皇帝之仁孝与英明，皆天下所共闻也。以仁孝之德宗岂其对于太皇太后而有此悖逆之举？若谓全由康有为主谋，德宗不预知，试思德宗岂昏庸之主，由疏逖小臣之康有为得任意播弄者耶？”又云：“使德宗而与闻康之谋，德宗不得为仁孝也；使德宗而为康所卖，是德宗不得为英明也，而德宗岂其然哉！” 康有为的《上摄政王书》中也有类似的一段话，当即梁启超的“僭改”之一。这段话很好地说明了梁启超的内心矛盾。他权衡再三，只有“力辩戊戌绝无阴谋”，一切均由袁世凯“虚构”，“专归罪于彼一人”，这样，就可以撇开西太后的关系，“而事易办”，载沣下决心惩办袁世凯就容易多了。

梁启超力主掩盖事实真相的另一考虑是“开放党禁”。载沣摄政后，康有为、梁启超除活动倒袁、惩袁外，同时还企图为戊戌一案平反，其内容包括：抚恤“六君子”，起用因参与变法而被罢斥的维新党人，允许康、梁等合法地从事政治活动等。如果包围颐和园一类密谋泄露，必将增强反对力量，惹起许多麻烦，不如矢口否认来得干净。所以，梁启超又告诫康有为，不能再“出岔”了：“党禁之开必非远，然忌我者众，贼虽败而死灰尚未尽，今后所以处之者，益当慎重。”

对梁启超的考虑，康有为深以为然。所以他不仅同意梁启超的“僭改”，而且终其身一直守口如瓶。1926年，当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在《申报》上发表时，曾经有人认为“个中人物，只有南海”，希望他出面“证明是非”，但是，康有为保持沉默，“始终未有只字相答” 。康有为的疏忽之处在于，他没有想到毕永年留下了一份日记，也没有将梁启超的密札销毁，使得我们在“确证”之后，还可以“补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