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伏天，乡村有晒伏的习俗，选个晴朗的好天气，将家中的衣物被褥全部拿出来，放在太阳下暴晒，晒去霉湿之气。

三伏天，读书人晒什么呢？读书人，只能晒书了。

晒书，我总觉得是件很风雅的事。长日风轻，绿荫深浅，在小院里，搭上一个板架，将屋中满架的书，一摞摞抱出来，一本本渐次铺开，让书沐浴在阳光里。这样的暴晒，于书是有益的，就像是我们沉浸在书海中，感觉到自在惬意一样。

也有人把晒书当成自己人生的一次秀，就秀出了故事。清朝著名学者朱彝尊，满腹经纶。传说有一年六月六日，他袒胸露肚晒太阳，恰巧被微服出巡的康熙看见。康熙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晒书。康熙感到奇怪，就和他聊上了。经过一番交谈，康熙觉得朱彝尊确实才华出众，便封他为官。此后，读书人都要在这一天晒诗书，形成“晒书节”。

此事多少有点儿蹊跷，似不可信。但袒腹晒书事，古已有之。比他更早的东晋名士郝隆，三伏天里，仰卧在太阳底下晒肚皮，别人问他在干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在晒腹中的诗书。”

郝隆和朱彝尊晒书的故事，多少总有些秀的成分在里面。也可能，这只是旧时读书人推销自己的一种方法，大概还是“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思想在作怪吧。

清人潘平隽是个好书之人，他在《六月六日晒书诗》中写道：“三伏乘朝爽，闲庭散旧编。如游千载上，与结半生缘。读喜年非耋，题惊岁又迁。呼儿勤检点，家世只青毡。”一岁一年，这些诗书伴随诗人度过了半生，喜的是全家人一起忙着晒书，诗书传家久，其乐融融。

书晒在外面，就难免被盗。桐城人张祖翼在《清代野记》中说：“文渊阁每年伏日，例日晒书一次，十余日而毕。直阁学士并不亲自监视，委之供事下役等，故每晒一次，必盗一次。亦有学士自盗者……究其弊，皆以国为私之病。”由此看来，图书的散佚，并不是晒书之罪，那些盗书之人，都是以国为私的晒书之人。

现在，保存书的条件好多了，晒书恐难得一见，但还是会有人羡慕晒书之趣，作家陆苏就是这样的人。她在文章中写道：“每每想着就开心得醉的事,莫过于在某个好太阳的日子，在燕儿筑巢、青藤掩映的庭院里，布衣布鞋、素面素心地晒书。”

选一个晴日，晒一回书，看阳光安静地从书上拂过，如拂过那些我们安静地捧书而读的日子。

书籍温暖，时光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