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天津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清廷派崇厚来津统领其事，津人向其提出《天津县志》已逾百年而亟宜重修之议。崇厚遂延聘俞樾为主纂，但其不久因故归乡，旋又委托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提调的津人吴惠元总其修。吴与姻亲沈兆沄时时商定，历时两载，而将《续天津县志》于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纂成。其时，崇厚因天津教案事奉命赴法，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到任甫逾月，吴即向其请序，李欣然而撰曰：“邑志始修于乾隆四年……今吴君复网罗散失，以续成之，体例与凡为志者同，而独于海道、水利、营田及凡义举之规条，皆详载之，以为后法，诚善本也。”

此书虽被称为“善本”，但罅漏讹误处实则多多，一因纂修较为仓促；二因资料不甚丰全；三因吴、沈均年逾八旬，精力有限。因此，很需有人潜心对其作番较全面的订正。而此一使命，由喜研乡邦文献的徐士銮主动承担下来。

徐士銮是徐世昌之曾叔祖，为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举人，曾官内阁中书、内阁侍读与记名御史，后出守台州，年四十九即称疾归里，专事撰述。其著述宏富，为《续天津县志》拾遗纠谬而所撰诸文字，均辑入《敬乡笔述》一书。

关于此书写作缘起，徐氏曾有说明。他归津后初阅续志，便觉有些惊讶，该书卷首居然将其列入“点校”之栏，而其时他正为官在外，并未做任何工作。待其将全志通览一过，便更为是书疏误之多而惴惴不安了，勘误之念遂由心头生起。但旋又有些踌躇，因为续志总修吴惠元，为其表兄，而裁者沈兆沄，则为其表叔，为亲者纠误，他担心会招来他人指责。但思忖再三，他还是觉得此事实在不可不做，便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来坦陈心迹：“銮又见贱名滥竽校对之列，彼时供职薇垣，兼署侍读，嗣即升补，任重事繁，何能旁及？实未见志书一卷一页也。今日之纠正，谓銮补厥职也可，谓为二公弥憾也可。如谓銮之《笔述》适合以扬二公之过，则区区此心知为吾邑文献重定，有知我谅我者。”

徐氏的毅然勘误之举，首先得到其师、津门诗坛领袖杨光仪之充分肯定，杨序明言：“徐子沅青《敬乡笔述》八卷，订讹补阙，务求详尽，不使后人一误再误，厥功甚巨矣。”民国间重修《天津县新志》，其考述成果终得最大化吸收，主修人高凌雯不仅郑重为其作传，还予热情褒赞：“徐君……独殚心乡故，穷搜富积，以饷后人，其功未可设也。”该书徐氏生前未得刻印，逝世后由徐世昌堂弟徐世章以徐氏濠园刊本之名付梓。

（摘自《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