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特别重视天人合一，西方人受到西方哲学思想和科学史观的影响，常把自然看作是与人对立的东西，由此勤于探索，诞生了许多伟大的科学家、探险家和博物学家。古代中国人本着现世的认知态度，不把自然看作是被动消极的客体，而视为积极的合作者，可用以寄托自己的情怀、体现自己的人格。他们甚至认为不仅自然本身是有生命的，人的生命也不过是自然生命的一部分，所以自然更多地成了文学的对象、艺术的对象、诗的对象。

中国人中，诞生的更多是伟大的山水画家和田园诗人。

对这一点，西方人非常好奇，也非常敬佩。即使像歌德这样具有世界眼光的人也是如此。他赞美中国人总是和自然生活在一起，在中国人的自然中，白天总是阳光灿烂，夜晚总是月白风清。20世纪著名的美国诗人、普利策诗歌奖得主加里·斯奈德，曾因翻译唐诗迷恋上唐代诗人寒山，这导致他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他去了日本，在那里出家3年，回国后又与日本太太住在山里，过着简朴的生活。1984年，他曾来中国访问，自称终于圆了30年来想拜访中国的梦。他又称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创作主要受惠于中国文学，其中影响最大的自然就是唐诗和诗人寒山，他尤其对寒山沉浸在大自然中，边劳作边冥想的做法感到钦佩，称在中国诗人眼中，大自然不是荒山峻岭，而是居住、种菜、和孩子游玩、与朋友饮酒的地方。

日本汉学家小尾郊一将这一点说得更清楚，他说中国人历来认为只有自然中才有安居之地，只有自然中才存在着真正的美。为什么？沿用美学家宗白华老先生在《美学散步》一书中的解释，古代中国人是由农业进入文化的，即假借农耕进入文明，因此与大自然的关系如同父子，彼此不存在隔阂，当然也不可能有奴役的态度。

所以，在唐诗中我们很难找到以自然征服者自居的作品。在西方诗歌中，由于诗人认为自然本身是没有生命的，由于人的心智投入才活动起来，所以他们写诗的时候，经常会调动抽象的概念条分缕析：自然本来在外面，它是怎么被引到诗境中的，怎么会让人看了以后受到感动，西方诗人要把这个原因和过程都告诉你。唐人不这样，在他们看来，如果你是一个好诗人，就应该让自然自己表现自己、说明自己。人最好少干预，甚至不干预。

甚至，唐诗较宋诗更利于传诵，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在这里。宋人学问普遍好，思理绵密深刻，尤其喜欢在诗中“抖”学问、“掉”书袋，乃至以议论才学为诗；而唐人一直很注意把诗歌连同自己放在自然当中，真正做到了将情、理、景三者融汇在一起，他们尤其善于“化景物为情思”。在他们笔下，“一切景语皆情语”，反过来，“一切情语皆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