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三月，甲子（初七），刘盈行成年加冠礼，大赦天下。此后刘盈经常去长乐宫看望吕太后，但清道警戒会惊忧百姓，便在武库南面修筑了一条空中道路。奉常（皇帝随身之官）叔孙通劝阻说：“那是每月举行高帝衣冠出巡仪式的道路啊！子孙怎么能在祖宗的道上行走呢！”惠帝惊惧说：“快拆去！”叔孙通又说：“天子没有错误的举动；现在路已修了，百姓也都知道。希望陛下在渭河北面再建个原庙，可以到那里举行高帝衣冠出巡仪式，这样也扩大了宗庙，是大孝的根本。”惠帝便下令有关部门修建原庙。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论此事：过错，是人人都无法避免的；但只有圣贤能知而改正。古代的圣明君主，怕自己有错误不知道，所以设置诽谤木和敢谏鼓，哪里会怕百姓知道自己的过错呢！仲虺赞美商汤王“改正错误决不吝惜”，傅说劝诫商王武丁“不要因为怕别人耻笑便不改正过失”。由此可见，君王不是以不犯错误为贤明，而是以改正错误为美德。

圣贤之所以为圣贤，是因为他们知错能改。商汤、武丁都是商朝的圣明之君，他们听取仲虺、傅说这些贤臣的劝谏，虚心改正过错，留下了美名。孔子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又说：“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三国魏嘉平四年（公元252年）十一月，执掌朝政的大将军司马师因决策失误，在军事上遭受了两次失败，他归咎于己，没有惩罚任何人。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评论：“司马大将军引二败以为己过，过消而业隆，可谓智矣。若乃讳败推过，归咎万物，常执其功而隐其丧，上下离心，贤愚解体，谬之甚矣！君人者，行失而名扬，兵挫而战胜，虽百败可也，况于再乎！”

能否知错即改，是衡量一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标准，更是鉴别一个君王是否贤明的试金石。《资治通鉴》对这一问题提供了许多史例。

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天下初定。太中大夫陆贾时时在刘邦面前称道《诗经》《尚书》。刘邦斥骂道：“老子在马上得天下，哪里用得着《诗经》《尚书》！”陆贾反驳道：“陛下在马上得天下，难道可以在马上治天下吗？况且商朝汤王、周朝武王，都是逆上造反取天下，顺势怀柔守天下，文武并用，才是长治久安的方法。假使秦国吞并天下后推行仁义，陛下怎能拥有天下！”刘邦惭愧地说：“请先生试为我写出秦所以失天下、我所以得天下的道理。”陆贾于是阐述国家存亡的征兆，写成了十二篇论文，后世汇编成一书，名《新语》。

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十二月，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书：“修筑洛阳宫，劳顿百姓；收地租，加重数额；女子喜好束高髻，是受宫中影响。”太宗大怒，对房玄龄等人说：“他要国家不役使一人，不收一斗地租，宫女均不留发吗！”他要治皇甫德参的诽谤罪。谏议大夫魏徵劝谏：“自古以来上书言辞不激烈，则不能打动君王，狂夫之言，圣人加以选择，希望陛下明察裁断。”太宗省悟道：“朕若怪罪他，谁还敢说话呢！”于是赐给皇甫德参二十匹绢。过了几天，魏徵又上奏：“陛下近来不喜欢直言强谏，即使勉强包容，也不如过去那么豁达。”太宗又给皇甫德参连升三级，提拔为监察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