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元和六年（公元811年），二月。某日，宪宗李纯询问宰相：“为政宽猛何先？”权德舆对曰：“秦以惨刻而亡，汉以宽大而兴。太宗观看《明堂图》，禁止鞭打人的脊背。是故安、史以来，屡有悖逆之臣，皆旋踵自亡，由祖宗仁政结于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则宽猛之先后可见矣。”李纯“善其言”。

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看，帝王握有刑罚权柄，而且大多刚愎自用，滥施淫威，臣属、百姓生死系于毫念之间，一怒一乐都可能人头落地，国法对他们是不起约束作用的。因此历朝历代出现了许多小罪大罚、轻罪重罚甚至捏造罪名随意杀人的冤案，所谓“政之大本，在于刑赏”，不过是帝王们装潢门面的托词而已。唐太宗是公认的仁慈之君，但他发动玄武门政变，弑兄屠弟，斩草除根，于法何据！

《资治通鉴》对此类史实的记载，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帝王的残忍暴虐，而且引导读者对“刑勿滥施”进行深刻的思考。

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十月。某日，文帝杨坚“怒一郎（官），于殿前笞（鞭打）之”，谏议大夫刘行本谏曰：“此人素清，其过又小，愿少宽之。”杨坚不顾。刘行本站在杨坚面前，再谏：“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听；若非，当致之于理（罪）。”说着把象征朝臣身份的笏板放在地上，欲辞官以明心志。杨坚于是“敛容谢之，遂原（赦免）所笞者”。

隋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三月。文帝杨坚“以盗贼繁多，命盗一钱以上皆弃市，或三人共盗一瓜，事发即死。于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懔懔”。有几个百姓劫持了执法官吏，正言道：“我们不是盗财之人，只为被冤死的众人而来。请你们启奏皇上，自古以来制定的法律，都没有偷窃一文钱就判处死刑的条款。你们如果不将我们的话转奏朝廷，等我们再来抓住你们，你们就不能活命了！”执法官吏只好如实奏报朝廷，杨坚当即废除了这项法令。

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十二月。有人告发鄃县（今山东省平原县境内）县令裴仁轨“私役门夫”，太宗李世民大怒，“欲斩之”。殿中侍御史李乾谏曰：“法者，陛下所与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独有也。今仁轨坐轻罪而抵极刑，臣恐人无所措手足。”李世民悔悟，免除裴仁轨死罪，提拔李乾为侍御史。

唐武周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为打击李唐宗室等反对派，重用来俊臣、侯思止等酷吏，构陷冤狱，滥杀无辜。其时，执法官吏竞相施行严刑峻法，“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俭独存平恕”，被告发者皆叹息：“遇来、侯必死，遇徐、杜必生。”徐有功初为蒲州司法参军，以宽为治，不施敲朴，累迁（升）司刑丞，对被酷吏诬陷的人，伸张正义一律平反，前后救活数十百家。徐有功曾在朝堂上与武则天争辩有关刑狱的事情，“太后厉色诘之，左右为战栗，有功神色不挠，争之弥切”，武则天“虽好杀”，但“知有功正直，甚敬惮之”。

刑罚是治国安邦的重要支点之一，但不能“滥”，须知严刑峻法解决不了犯罪问题，更解决不了所有的社会问题。进行“仁义礼智信”教育，引导百姓明是非、知荣辱，才是最根本的治国大计，而刑罚只能辅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