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里，到处可见售卖红薯、红薯粉及红薯粉条的。

红薯变成粉条，可以说是红薯最大的飞跃。它们之间的桥梁，是干粉，也叫“芡粉”。红薯走过干粉，然后方能抵达粉条。红薯要走那么远的路程，花费那么大的代价，因此粉条是红薯的最高表达，也是红薯最奢侈的吃法。

不知是哪个朝代的哪个祖辈，第一次把红薯想象成粉条，并在摸索中完成了这个伟大的想象。有时候，感觉人类的发展是极有意思的，某个人或某群人的一念一举，就会让整个人类源源不断地受益。这种功德，的确是千秋万代的功德。

漏粉条是一门传统的工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我的家乡尤其常见。每个生产队几乎都有一个漏粉条的地方，叫“粉房”。漏粉条是个力气活，也是个技术活，既有细致的分工，又有一条龙的协作。

拿土坯垒一个大灶，灶上支着一口大铁锅。灶膛里火苗呼呼地向外翻卷着，大铁锅里的水，蒸腾出一层热哈气，四处缭绕。

永生哥和顺子哥，在一个半截的大缸里搅和着干粉。双手并用，五指张开像鹰爪，斜插在加了水的干粉里，然后一抓一握，再拿拳头砸进去。同样的动作反复做，直到干粉接受了水，变得筋道而柔软。

金明伯站在灶台旁，左手握着大铁瓢的把手，永生哥心领神会，挖出一团干粉，按在大铁瓢里。金明伯先来段序曲，左手摇一摇大铁瓢，右手握成虚拳头，轻轻捶一捶干粉，大铁瓢底部的粉洞，迅速涨满，滑出七八根垂垂的“柳丝”，它就叫“粉条”。金明伯看火候已到，粗细适中，他猛地移大铁瓢到沸腾的大铁锅上，拳头一抡，粉条源源不断地漏出，在锅里打滚。

倘若不是老手，用力稍有不匀，就会漏出一截粗乎乎的粉条，大家都叫它“猪娃儿”。

下一道工序，是天明叔的。他手里拿着一双大号的筷子拨拉着大锅里的粉条，把诞生之初还有点迷惘的粉条，赶在锅边。他再用筷子一挑，粉条就游进了铁锅旁的大铁盆里。

下一道工序，是秋婶的。她的袖子高高地挽着，右手像摸鱼似的，把一撮儿一撮儿的粉条捞起来，搭在左手腕上。永生嫂在旁边打下手，递过一根木棍儿，叫“粉杆”，把粉条串起来，然后，送到露天的木架子上。在冰天雪地里，粉条很快冻成一挂凝固的瀑布。

眨眼之间，粉条下了滚烫的锅，又下了冰凉的水盆，然后被悬挂在冰天雪地之中。这些猝然而来的、忽火忽冰的考验，粉条经受住了。它像一个勇者闯过刀山火海，终于成就一世的美名。人间最丝滑的美食，不是粉条又是谁呢。

漏粉条的日子，是热闹的。孩子们嚷嚷着，挤挤扛扛地去看，看馋了就不住地吧嗒嘴，吞咽口水。金明伯会挑起一撮儿，在旁边的碗里蘸点盐水，分给孩子们尝。孩子们得了甜头，年年都盼着这个尝鲜的日子。

那时的孩子，有很多盼头。盼着生产队出花生、分苹果；盼着二月二炒豆豆、三月三煮鸡蛋；盼着六月六串亲戚、八月十五吃月饼；盼着过新年穿新衣、戴花帽、放鞭炮……如今的孩子，什么都拥有，盼头也就少了些。

那时，粉条是稀有的，哪能随便吃。孩子们会偷偷地拽几根，在煤火上烤，粉条会嗞嗞地叫，变成蓬松的白胖子。冬日里，冻得上下牙得得得地磕碰，能嚼上几根这样酥脆的美味，也算是一种安慰。

串亲戚，倘若讲究体面，就要挎个红漆篮子，篮子里放上四色礼。四色礼，少不了一撮儿粉条。谁家门前，鞭炮声声，东街的哪个哥要娶媳妇了，孩子们簇拥着去吃桌，桌子上的八大碗，影影绰绰地有粉条在蜿蜒晃动。烩菜里有，扁垛里有，焖子里有，假海参里有，丸子汤里有……

据说，永生哥第一次相亲，准丈母娘也不知是无意那样子，还是故意要考验准女婿，上桌的菜，摆出一盘粉条。永生哥没有经得住粉条的诱惑，筷子伸进盘子里。这一下有好戏看了。粉条滑溜溜的，像鲇鱼似的甩一下尾巴，滑在了桌子上，又游在了永生哥的衣服上。结果，粉条没有送到嘴里，反丢了准媳妇。媒人转述准丈母娘的话：吃相不好，怕是个好吃懒做的人。

后来，有一种说法流传着：吃桌或串亲戚，桌上的粉条不要轻易去碰。我偷偷地尝试过，要想把粉条送到嘴里，顺溜地吃到肚子里，的确是不容易的事。粉条短了，夹不住；粉条长了，扯扯拉拉的，当着众人的面也羞于吸溜。那种吃相，实在让人尴尬。

或许粉条原本属于豪放派，它不适合一本正经地坐在餐桌边，在众目睽睽之下斯斯文文地吃。它适合放在粗瓷大碗里，浇上蒜汁，蹲在老皂角树下的青石板上，拿筷子挑着往嘴里送。粉条的绵长不用咬断，就那样让它拉扯着，扑噜噜噜地往嘴里吸溜。

想着粉条，吃着粉条，光阴不知不觉就粉条似的丝滑而过。冬日里，走在老城丽景门古街上，随意拐进一个小吃店，端坐了，要一碗粉蒸肉或不翻汤，能吃到红薯粉条的丝滑与温暖。点一个叫“蚂蚁上树”的菜，呵呵，又和红薯粉条打个照面。遇到一位吹糖人的老者，他边吹边介绍：“糖稀，自家熬制的，纯红薯的，货真价实，好看好吃好营养，三好哟，走过路过，尝尝鲜儿喽。”

我笑：过去的红薯，是苦日子里的甜；而今的红薯，是甜日子里的蜜。过去的红薯粉条，是苦日子里的点缀；而今的红薯粉条，是甜日子里丝滑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