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花卷馍，可不是现在超市里卖的花卷馍。

现在的花卷馍，是白面卷着紫薯面、南瓜面、红枣面，或白面卷着葱油、椒盐、肉松、麻酱、火腿……虽然偶尔也看见白面卷着红薯面、玉米面的，但它们还不是我说的花卷馍。

我说的花卷馍，是在我的故乡，故乡里我的童年，20世纪70年代前后。

花卷馍有两种：白面卷玉米面和白面卷红薯面。白面是麦子磨成的，叫细粮。细粮筋道，能担当重任，可以单独擀成面条，吃着顺滑。玉米面和红薯面单独是擀不成面条的，吃着粗涩，要不怎么叫它们“粗粮”呢。

我想，最早做花卷馍，就是在细粮不够吃的情况下，大人们为了接济生活，哄着孩子掺杂着吃粗粮的。花卷馍用的细粮少粗粮多，细粮起着包裹住粗粮、不让它到处乱跑的作用。

那时我和弟弟就不大明白，我们村的庄稼地，不像姥姥和老姨家的庄稼地，她们的地处在坡上或山上，一小块一小块的，叫什么料姜谷堆地、老龙腰地、老鸹窝地、簸箕嘴地，那些被喊作大3亩、大20亩的地，就觉得大得无边无沿了。我们村的庄稼地，处在万安山与伊河之间，是大片开阔的平地，有叫90亩地的、200亩地的、苹果园地的……一听就觉得大气磅礴。

站在村边，翘首向北望去，一马平川，无边无垠。六月麦浪滚金，九月玉米飘香，还杂种着油菜、红薯与花生。

但是，为什么卷在馍里的小麦面与玉米面的差距那么大呢？

长大一些，我们看到金明伯赶着生产队的木轮铁箍大马车，拉着填得像猪肚那样鼓囊囊的布袋，一车两车地往村南边去，才模糊知道，我们种的粮，也属于国家的一部分。国家需要它，它还有很多任务要去完成。

真正懂得，是在我和弟弟读大学时。国家每月发给我们近30斤的粮票，细粮多于粗粮，供我们读书。每次到餐厅里，都能吃到白馒头、肉包子、大米饭。饱饱地坐在教室里听课，或者坐在图书馆翻书，觉得阳光都是笑眯眯的。

童年的我，当然还不知道我们以后的事儿，吃花卷馍的时候，总是抠着白面吃，把玉米面和红薯面捏得碎碎的，偷偷喂给鸡和狗吃。

其实，花卷馍的出现，在当时也是时代向前迈了一大步。姥姥和母亲的童年，是连做花卷馍的梦也做不到的。

我和弟弟在吃花卷馍之前，还吃过玉米发糕，发糕也叫“黄虚糕”，还有玉米窝头和红薯窝头。菜包馍，我们也叫它“黄菜包”，也就是玉米面包着萝卜菜。黄菜包粗粗拉拉的，不是墩着拿不起来，就是崩着缝儿，那缝儿总让我们不自主地看向自己手背。手背上的裂缝儿，我们叫它“蚂蚱口”。

那年月，万安山走下来的孩子到我们村读书，他们捎的就是红薯窝头，而我们吃的多是玉米窝头和花卷馍。大家都默无声息地吃着生活的粗粝。大家都那样吃着，吃的也都那样子，也就不觉得有什么不好了。可见，集体式的共同前进，也是一种力量。

待到花卷馍里的白，慢慢扩大，覆盖了玉米的黄和红薯的灰白时，日子就一天天有了盼头。没多久，花卷馍终于一摇身，变成了蓬松的白馒头。一个“白馒头”的时代，到来了。

“花卷馍”时代，是一个过渡的时代。粗粮与细粮搭配着，一层是以往艰难的延伸，一层是当下幸福的拥来。它们一层又一层地卷着，我觉得花卷馍，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花卷馍了，而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意象，一个时代的车轮，一种向前滚动的生活希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嫁到夫君家的时候，他家馍篮里放的还是花卷馍，而当时我家吃的已是白面馍了。夫君家是个大家庭，也没有一个像我父亲那样能挣工资的公家人，显然跟随时代车轮的转动，还是吃力了一些。

如今夫君总开玩笑说，你是吃白面馍的，俺是吃花卷馍的，花卷馍娶了白面馍，俺也是高攀了啊。

时光走到21世纪20年代中叶。我到超市去购物，喜欢站在蒸馒头的柜前发呆。看了又看后，发觉花卷馍又回来了，而且花样翻新，五彩缤纷。粗粮与细粮搭配，卷来卷去，为的已经不是填饱肚子，度过生活进程中的某段艰难，而是为了营养均衡和身体健康。

这种花卷馍，当然不是我故乡童年的花卷馍。但无论怎样的花卷馍，都曾在生活中或正在生活中，担当着使命。它们都是人类获取能量的来源，为我们的生活助力。

我们向“花卷馍”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