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子女方面，由于时代的变化，周叔弢的安排也有两个历史阶段。在1920年前后，当时天津的大家族还是不太信任新式学堂的，所以还是设老式家塾来教育子女。家塾分两类：一类是村里的教书先生，教孩子们念《三字经》之类，这是为了识字将来记账；另一类，即大家族里的家塾，这个要求就高了。

周叔弢的要求比一般人的还要高，对十四五岁的少年，就已经不是要求念四书五经了，而是要读“八经”，还要请好的老师来教。

总体来说周叔弢不是一个保守的人。他看《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还有《弗洛伊德全集》，他也摆在书架上。但他又崇尚中国的道德和文化，他希望子女也能这样，所以他的孩子哪怕上了新式学堂，还是要请家庭教师晚上来讲古文。念外国的新东西不要紧，但中国传统文化的底子不能太薄。

周景良小的时候，已经过了读家塾的时代了，但是因为他三天两头生病，身体不好，不能去上学，于是家里就请了老师来。这位老师姓陈，名曾言，字询先，是著名诗人、清朝遗老陈曾寿的七弟。

后来陈老师离开天津去上海，因为再找不到合适的老师，周景良才没有继续在私塾读下去。周叔弢38岁的时候周景良出生，等到周景良记事，他四十多岁了，白天出去上班，晚上六点多回来，就在自己的书房里看书。现在天津图书馆要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周叔弢校勘过的书，第一批共有四十多种。这是他什么时候干的？一看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当时都没注意到，他就躲在那个屋里“精心研考”“不辍丹铅，手校群书”。

周景良曾看到的是他摆在桌上随便翻的那些书。比如苏东坡的诗，《施注苏诗》。他最早不是翻译过康德的著作嘛，郑昕出了《康德学述》，他也买了一本。这些东西，杂七杂八他看了不少。他英文讲得比较流利。他到新中国成立后都是穿长袍、布鞋，没有穿过皮鞋，服装都是中国式服装。

因为周叔弢言传身教的缘故，周景良兄弟姐妹都很规矩。周景良其他的叔叔，都觉得他们这一家子很好。他并没有刻意去培养，子女们爱学什么学什么。小学、中学的时候，考试成绩单是要给他看的，不给他看不行，这是规矩。考得好不好，他倒不太责备。有一次，周景良考试成绩不好，周叔弢看了看成绩单，抬头笑笑，说下次考好一点。其实看似宽松，但这样其实是有力量的，对子女们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