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良是世界知名的史学大家。按周叔弢的安排，他没有上过小学和中学，而是读了十年家塾。其学习内容都由周叔弢制定、安排。自然，其要求是远远高于一般家塾的标准的。

这十年给周一良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同时，在这期间，他还学习了几年日语，打下了很好的日语基础。他在燕京大学历史系的毕业论文就是有关日本史的。大学毕业之初，他倾心陈寅恪先生之史学，当时成绩颇为众目所瞩，亦蒙陈寅恪先生所赞许。于是魏晋南北朝史成了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他被公认为陈先生的接班人。

卢沟桥事变、日寇侵华开始后，他又去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日语和梵文。1946年回国直至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院系调整为止，魏晋南北朝史始终是他的主要研究方向。20世纪60年代出版了一部他的论文集《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可作为他彼时光芒四射的纪念。

20世纪70年代末，他又写出了一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这部书又受到很高的评价，大家认为非他那样拥有深厚功底的人是写不出来的。总之，终其一生，周一良始终不失为一位重量级的学者和教授。

但是，谈到周一良的一生，多少总是令人有些遗憾的。就是因为他的基础条件太好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也已经开始了，也得到陈寅恪先生的赞许，光芒四射，众目所瞩。但周一良的学术研究还不止魏晋南北朝史一门，至少，日本史及日本语文和梵文这两方面，无论哪一方面，他都可以卓然成一大家。他在日本史方面的工作虽然未能充分展开，但在国内被誉为1950年后中国研究日本史的“三巨头”（另两位为邹有恒先生和吴廷璆先生），同时也得到了日本方面的肯定，被授予“山片蟠桃奖”。至于梵文则始终无机会崭露头角，无声无息。

周一良作为长兄，书念得好，是周景良的榜样。周珏良则从其他方面影响着周景良，这个影响，比周一良还要深。

周珏良不像周一良，周一良除了念书，不常和人说话，有空就念书。周景良对书的知识、文史常识是从周叔弢那里学来的，但现代的、西方的知识，主要是从周珏良那里学来的。其实也不单是西方的，还有好多其他知识。比如学写篆书，当然是从《说文解字》入手的。周珏良一看，说这个本子不好，字不好看，还是藤花榭的本子好，就送给周景良一本。

那时流行的莎士比亚、弥尔顿、雪莱、拜伦之类的大作家的书作，周珏良都跟周景良聊过。他还常说清华大学有谁、西洋文学系有谁、哲学系有谁，几乎影响了周景良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