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之将至，是否要和宿敌化解怨仇？这个问题苦恼了不少文化人。

    鲁迅先生晚年说：“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死》）

    鲁迅这话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说的，恐怕不能据此就推断他绝对不主张文敌之间的相互宽恕，先生毕竟写过“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诗句。

    在俄国文坛，屠格涅夫树敌不少。法国作家安德烈·莫洛亚在《屠格涅夫传》里不无幽默地说：“他（即屠格涅夫）有一种既能冒犯保守派又能触怒革命派的惊人本领。”

    莫洛亚说的不无道理但也不够确切。冈察洛夫和列夫·托尔斯泰既不“革命”也不“保守”，但1860年屠格涅夫与冈察洛夫对簿公堂，当众宣布绝交；1861年屠格涅夫与托尔斯泰发生冲突，几乎要决斗。文人之间的争执，原因很复杂，有时甚至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不过，屠格涅夫对人世间的恩恩怨怨有个非常明确的看法，那就是：年轻时可以结怨，年老时应当解仇。

    1855年写作小说《罗亭》时，屠格涅夫把这个观点通过罗亭的同窗老友列日涅夫之口说了出来：“要知道我们是最后的莫希干人了！在年纪轻轻、来日方长的时候，我们尽可以分道扬镳，甚至怒目相对，但现在渐入老境，知交凋零，而新的一代又与我们擦肩而过，我们应该守望相助，彼此扶持才对。”

    9年之后，屠格涅夫在写给刚刚与之言归于好的冈察洛夫的信里，重复了“我们是最后的莫希干人”这句话：“我们是最后的莫希干人。我愿意再说一遍，我衷心高兴，我的手心重新感觉到了您的手心的温暖。”

    屠格涅夫与赫尔岑的和解是在1867年。屠格涅夫把刚出版的小说《烟》寄给了已经绝交多年的赫尔岑，顺便附去了一封诉求和解的信：“您已经过了55岁，我明年也满50岁了。这年龄是和解的年龄。”

    1877年7月，屠格涅夫与涅克拉索夫化敌为友，是在气息奄奄的诗人的病榻前。

    1880年，趁参加普希金纪念碑揭幕仪式的机会，屠格涅夫也曾设法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解，但失败了。

    （摘自《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