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商朝的女兵们

    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又是一位罕见的女军事家。她有一身好功夫，力大无穷，她使用的龙纹大铜钺重8.5公斤、虎纹铜钺重9公斤。

    有一年夏天，一个邻近的小国来犯境，武丁派兵迎敌。战争持续了很久，也未分出胜负。妇好得知，分外焦急，她想为国分忧，就对武丁说，她要带兵去打仗。

    武丁不了解妇好的军事才能，不想让她去冒险。妇好再三请求，武丁便用占卜来推测吉凶，结果占了一个吉卜，就同意她领兵出征了。

    妇好率领援军一到前线，一个回合，就打败了敌军，大获全胜。

    消息传来，武丁既惊讶，又高兴，从此便让妇好担任商军的统帅。

    商朝周围有许多小国家，又叫方国，他们经常骚扰边境，妇好便带领军队南征北战。她一共征服了20多个方国，不仅消除了战争隐患，还扩大了疆域。

    在那个年代，大规模的战争，也就1000多人。但妇好是个例外，她的军队有很多人，甚至过万，在和羌方作战时，她带了1.3万人，是守卫都城人员的1/10，而守城人员不过10多万人。可见妇好的威武。

    在距商朝都城1000多里的地方，有一个土方国。这个游牧民族非常野蛮，经常挑起事端，让商朝人的生命财产受到侵害。商王武丁只好命妇好前去镇压。

    妇好到了边境，也不歇宿，立刻开战。只打了一仗，就把土方国制服了。

    巴方战役，是妇好与武丁联手创造的军事奇迹。

    在作战之前，他们布好战局，妇好领军埋伏在敌人西侧，武丁从东面发起进攻。巴军在这个牢固的包围圈里，东跑西撞，鬼哭狼嚎，毫无还击之力，只得投降，从此，南疆无战事。

    这是一次著名的战役，被永久地载入了史册，成为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伏击战”。

    小方国都逐渐平复了，但另外一个特殊的入侵者来了。

    他们是生活在高纬度地区的古印欧人。他们大批涌到商朝境内，破坏了很多文明古迹。他们为什么要迁移到异国他乡呢？

    原来，大约在3000年前，地球经历了小冰河时期，地球气温急剧下降，原本靠打猎和采集为生的古印欧人食物不继，只好离开家园，迁徙到其他地方谋生。其中有一拨人，就闯入了商朝境内。他们表现彪悍，誓要夺占商朝。

    妇好带了大队人马，与古印欧人展开战斗。但开战不久，古印欧人就露出了颓势，跑得无影无踪。妇好保护了商朝，使华夏文化得以传承到今天。

    其实，商朝一直都有女兵，不管是王公大臣，还是诸侯将相，他们的夫人和女儿，都可以参军。她们加入“王室军”，由商王直接管理。

    商朝原有3个师，到商朝后期，为了增加战争实力，商朝又组建了3个师。这样，“王室军”就有了6个师，而那些女兵，就是构成“王室军”的一部分。只要一有战事，她们便冲锋陷阵，勇猛杀敌。

    到了商纣王时期，女兵女将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纣王瞧不起女兵，认为女子在军事上难有作为，女兵们心灰意冷，慢慢地就解体了。

 

    34 那年月，有国家吗？

    大话“嵩山的动向”，讲了半天群雄逐鹿的故事，自忖总得有点总结性的话吧。想想，不知道的比知道的要多得多。最想写的，居然还是个问句：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有国家吗？

    这应当是个最基本的问题，却是充满争议、无法给出确切答案的问题。

    作为考古人，我们无法像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那样，能幸运地深入到活生生的人群中去，观察有血有肉的人们的日常生活，直观了解他们的社会。我们只能通过古人留下的“文化”遗存，来探究他们的存在方式。他们“文明”了吗？他们生活在“国家”社会吗？

    这又引出另外的问题：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国家”？我们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形而下”的，却避不开这些“形而上”的问题。你不甘做一个发掘匠，就得去思考这些“形而上”的问题，成不了思想家也得是个思想者吧。

    在没留下文字，死无对证的情况下，但凡头脑清醒些的学者，都知道“对号入座”贴标签的危险性。说有些研究结论就是在猜谜，属于无从验证的假说，毫不为过。意识到自身研究结论的相对性，本属常识却并非易事，把研究结论当成信仰来坚守的学者也不罕见，尤其在我国。

    大家可能已注意到，笔者在第一部分“陶寺的兴衰”中把陶寺称为“国”，倾向于它已是东亚大陆许多最早的国家之一。而其后的二里头国家，则较其又上了一个台阶，我们称之为“广域王权国家”，中国最早的王朝也只是到了那时才出现。这仅是一种看法、一种解读。

    有学者把龙山时代或稍早的阶段称为“古国时代”或“邦国时代”，认为那时已产生了国家。但也有学者认为文献中的“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的“国”，其实就是一个个小的族邦，大体上相当于人类学上的所谓“酋邦”，还没有进入国家阶段。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当然认为二里头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国家 。由于研究对象天然的稀缺不足和残损不全，加之学者在相关理论的建构和认知，以及研究方法上没有也不可能取得共识，可以预见争论还会持续下去。

    话说回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意识到，穿靴戴帽式的概念界定并不是最重要的。其实，东亚大陆社会复杂化、文明化、城市化、国家化的进程，在一代代学人的努力下，正逐步清晰起来，已是足以令人欣慰的事了。

    2005年，著名考古学家、英国剑桥大学的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教授应邀在北京做学术演讲。在交流互动中，他也被问及对中国早期国家形成问题的看法。他的回答很有意思：在做中南美考古的学者眼里，龙山时代的那些共同体应当就是国家了，因为他们发掘出的“国家”就那么大甚至还没那么大；但你如果问从事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考古的学者，他会觉得只有像殷墟那样的社会才是国家，至少应是二里头那样的规格吧。每个人的看法，取决于他的经验、学术背景和立场。